苏格兰启蒙人学的开端——弗兰西斯·哈奇森人学思想的启蒙特质

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奠基者,哈奇森的人学思想的启蒙特质首先表现在他对加尔文主义人性观的质疑,他用斯多葛主义的灵魂德性观取代了基督教人性原罪论。哈奇森强调人性感官的直接作用和道德观念的非理性基础,主张采用经验和观察的方法探究人性的本质,阐述了包含内在感官、道德感官、公共感官、荣誉感官等复杂构成的心理机制及其与人类行为的关系,指出人性构造中的感官和欲望使人们能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能无私地关心他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公共福祉,而自然法正是基于对人性的观察和结论而得出的人类行为规则的统称。哈奇森阐发的人学理论成为苏格兰启蒙人学的滥觞。

以“普罗米修斯精神”超越启蒙人权话语——马克思人权思想的范式与逻辑

对于构建中国人权话语而言,马克思的人权思想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资源。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人权思想的阐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启蒙范式"的理解路向,这使得以批判和超越启蒙人权话语为逻辑起点的马克思人权思想最终落入启蒙人权话语范式的桎梏之中。马克思的人权思想,实际上从根本上证伪了启蒙人权话语范式。对于马克思而言,生发自启蒙思想的人权话语,只是一个表达人权之低位标准的"老问题",局限于对异化之现实的承认和维护。而马克思显然不满足于这种低阶标准,并以"普罗米修斯精神"提出"人的解放"这一"新问题",在主体范式、价值范式和权利话语范式三个层面上超越了启蒙人权话语范式,从而对人权之理念内核做出了更加彻底的推进,亦为未来的人权实践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与先导性理论。这正是马克思人权思想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它向我们表明,构建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不应停留在启蒙人权话语中自我设限,而更应从"人类共同命运"这一更加宏大的立足点出发,去发现和解决真正事关人类共同价值的"新的真问题"。

论启蒙人道主义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启蒙人道主义的核心价值主要表现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践行的平等、自由和权力,是对17世纪理性的运用。青年马克思与启蒙人道主义有着一段短暂的交集,但是很快表现为对启蒙人道主义的扬弃,并为走向科学社会主义打下基础。

以人为本思想对近代启蒙人学命题的理论超越

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明撞击中,以严复和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把西方社会进步的原因归之为人的自主独立,并以此为对照批判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对人的摧残和压抑,发出了追求人的解放的呼声,但西方资本主义造成的贫富分化和对自由、平等原则的扭曲,又使他们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的态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倾向。他们并没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这一问题。人的解放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认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在进化论历史观和理性主义的逻辑下是无解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把握人的发展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选择的关系,实现了近代人学命题的理论破解。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中的启蒙人类学

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是启蒙时代重要的哲学人类学文献。在其中,赫尔德通过批驳苏斯米希、孔狄亚克和卢梭的语言起源论,阐明了自己建立在"思虑"和"听觉"等关键概念之上的人类自然状态论。基于这种感性的语言起源论,赫尔德判定,人类从原始状态到文明状态的过渡是一种自然的发展,一种"自我教育"的现代观念也能够在此获得人类学上的逻辑奠基。赫尔德的这种学说是一种典型的启蒙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

高君宇——山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启蒙人

高君宇,名尚德．字锡三,成年后取别号君字。1896年10月22日出生在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现属娄烦县)的一个关心国事、公正廉明的乡绅家庭,行二。在省立一中,开始接受新思想启蒙 1912年春,高君宇怀着“立意深造”的热望,考入山西省立模范中学堂(1913年8月更名为“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即今“太原五中”)旧制中等科七班。从偏僻的山城来到这所省城名校,高君宇思想也逐渐开阔起来。

基于大模型的知识生产与启蒙辩证法

人们在使用大模型的过程中,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幻觉,即认为大模型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正因为这种幻觉的存在,大模型可能会从启蒙的理性变成新的启蒙神话。启蒙的意义在于保持一种开放性,而启蒙的神话就表明了这种开放性的消失。大模型的发展无疑会加剧世界的数学化。在此背景之下,权证就构成了未来数字世界的基本通货。过度的数学化也酝酿了新的工具理性危险。作为新的技术,大模型全面展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大模型拥有巨大的整合力,正在实现新型的知识大一统。这种弥散化的超能力会进入知识生产的各个领域,没有个体可以逃脱这种超能力的捕捉。大模型会进一步加剧知识工业化,这将导致更为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一方面,大模型本身有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大模型更加深刻的意识形态会隐含在其免费模式和消费模式之中,同时想象的知识共同体最终又会服务于知识霸权。面对知识工业化的风险,应该建立知识生产的“手工绿洲”,用荒谬、隐喻和修辞来对抗理性,让人类保有通过具身体验来创造知识的能力,并且要避免同一性和绝对正确的神话。

迈向共同的“世界文学”:论启蒙与文化辩证中的中国比较教育新使命

从《共产党宣言》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中可引出文化和启蒙两个透镜,并借以考察我国近二百年来比较教育的发展及其新使命:启蒙使命就是通过与世界教育进行批判性的对话,引入世界教育精神,促进中国教育不断现代化;文化使命强调要参与建设现代教育学、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参与国际教育治理,连接中外教育精神,以及通过启蒙与文化的辩证构建共同的“世界文学”。启蒙与文化的辩证要求比较教育在回应教育上的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上,应该在方法上采取一种旨在去除文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理性批判态度,在价值方向上应该共建一个共同的、教育的“世界文学”,以落实新时代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想象;同时,这也是在复兴我们在近现代进程中丢失的教育传统中弥足珍贵的“平天下”维度。全球化时代的教育研究者都必然是某种程度的比较教育学者,迈向共同的“世界文学”也是对所有中国教育学者的呼吁。

艺术类高职院校线上线下融合式职业启蒙教育实践探索

职业启蒙教育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着重要意义,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文章指出了艺术类高职院校实施职业启蒙教育的责任和使命,分析了当前国内艺术类高职院校职业启蒙教育课程内容零散、教学模式单一、评价缺失等问题,并结合本校线上线下融合式职业启蒙教育实践探索,提出了开发专兼职教学团队、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沉浸式体验课程等具体措施来提高职业启蒙教育效果。

中国启蒙主义文化批判的历史经验

中国文化是恩德文化,它以施恩—报恩责任规定人际关系和天人关系。中国恩德文化具有两重性,一是爱的属性,施恩—报恩是双向的爱的互动,恩爱是爱的一种形态;二是控制性,即管理者通过施恩而拥有了支配被管理者的权力,被管理者由于要报恩而负有了依附性的责任。中国恩德文化与西方传来的现代性相遇,产生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五四前后发生了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思潮,开展了对恩德文化的批判。中国启蒙主义主要在家庭伦理领域批判了孝道的恩德观念,从而撼动了恩德文化的根基。但是,启蒙主义的文化批判也有重要缺陷,主要有两点:一是没有在整体上聚焦于恩德。启蒙主义没有抓住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恩德,而是以科学批判传统文化的迷信,以民主批判传统文化的专制,都没有伤其要害,即没有揭示恩德文化的两重性,没有批判恩德的软性奴役问题。二是激进主义。启蒙主义把中国文化归结为专制主义,批判其为吃人的文化,从而全盘否定了中国文化。恩德文化具有控制性,抹杀了个体价值,因此这种定性有一定合理性。但是恩德文化还具有爱的属性,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启蒙主义全面否定了中国文化,也抹杀了其爱的属性,具有片面性。

经世与启蒙:梁启超的孟子学

“经世”是梁启超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关怀。梁氏孟子学前期以宣传康有为大同思想为主旨,介绍和吸纳西方思想,以西方知识性内容取代传统道德评价标准;后期侧重国民教育,以西方教育主义重新审视传统思想中的知识与道德关系,在科学知识的时代大潮中凸显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与经世思潮的深刻互动中,梁氏思想“变”中有其“不变”,“不变”中又蕴含“常变”,在救国之切、爱国之真的烘托下其经世意识更加醒目。梁启超的思考对当下增强文化自信,继承并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民族国家与个人身体的文学抉择——以中国新文学启蒙为考察中心

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主题是现代性民族国家启蒙,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普遍认为达成该任务有赖于国民精神的解放,文学中的个人身体一度遭遇忽视和贬抑,启蒙也随之陷入困惑。当新文学再度选择解放个人身体时,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想象方才境界阔大、身心圆融。

高等教育启蒙功能的自我反思与价值重建

启蒙蕴含在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中,以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为载体,通过高深知识的生产传播,追求富足的精神生活,从而帮助社会成员的认知获得解放。因此,真正的启蒙功能需要通过高深知识和思辨训练来实现,目的在于重新让现代社会的人拥有辨识虚伪和摆脱盲从的能力。虽然启蒙在教育中最初体现在学前教育阶段,但是现代文明的进步已经使社会成员意识到启蒙功能的释放无法单纯依靠某一阶段的教育活动来实现,启蒙的对象也不仅限于幼儿,而是超越年龄和学龄的持续性认知建构活动。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依靠自然和科学技术破除了原始迷信和自然蒙昧,但又对征服世界的技术产生了信仰,失去了理性与想象力。历史上,启蒙功能借由智识生活和高深知识的传播逐渐实现,古典高等教育以“爱智”哲学为手段,开辟人的精神空间使其摆脱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中世纪大学一方面扩大了智识启蒙的范畴,另一方面也面临神学笼罩下心智沦陷的危机,大学的僵化导致启蒙功能的萎缩,进而出现诸多“反启蒙”现象。进入现代社会,知识获取方式的便捷化与技术边界的扩展,促使受教育者获取知识的成本更低。然而,在绩效主义影响下,高等教育在制度上已经成为社会成员获取学历的手段;人才培养以就业为目标导致受教育者难以感受认知格局提升带来的愉悦;各类教育转向考试技能训练,结果是专业知识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并加速了“反智主义”的流行。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由于启蒙功能的缺失,社会成员面临精神层面的空虚与焦虑。为此,高等教育本身需要在人才培养目标、科学研究指向上被重新启蒙,教化社会成员获取感受真实世界的能力,抵御盲从和自负,重回启迪心智与传播理性的功能。

启蒙时代法国的贫困治理与济贫思想的转变

在追求进步的启蒙时代,由乞丐和流浪汉等贫困人口导致的社会问题颇为突出。路易十五统治初年,王室曾结合启蒙改革家圣皮埃尔神甫的方案进行济贫实验,但受经费等因素制约以失败告终。18世纪,随着饥荒、瘟疫的减少以及战争破坏力的降低,人口不断增长,超出了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带来大量失业人口。面对此困境,路易十五统治后期采用高压政策,以乞丐收容所网络镇压流民。然而这样的措施与启蒙精神背道而驰,因此饱受抨击。面对贫困治理的挫败,启蒙思想家们开始从社会经济角度看待贫困成因,以慈善工场、职业教育等手段缓解穷人的困境。以博多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学者发出了彻底改变穷人问题的呼声。此时,社会精英通过提升农业、发展教育、改善医疗、成立慈善协会等方式救助穷人,推动社会进步。这些济贫的新观念与新举措不仅影响了大革命,而且初步奠定了现代济贫理念。

《启蒙辩证法》技术理性与自我持存批判的三个维度

《启蒙辩证法》从三个维度批判了技术理性与自我持存:自我持存在技术理性中走向异化;人为了实现自我持存的目标,通过技术去控制大自然,结果却遭到大自然的威胁与报复;技术浸染下的文化工业使自我持存变为丧失自我。研究技术理性与自我持存的悖论,分析在技术理性控制自然和文化工业中自我持存的后果,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现代社会人类生存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赫尔德及其同时代人:古典、浪漫、启蒙与反启蒙——乌尔里希·盖尔教授访谈

赫尔德是18世纪德意志重要的思想家,在德意志等西方文学、哲学与其他相关领域享有重要地位。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盖尔教授是德国著名日耳曼学者,著作等身,长期从事德意志近现代文学研究,尤以在赫尔德研究领域贡献卓著。本文从流派概念出发,围绕赫尔德以及他同时代人,对盖尔教授进行访谈。因为德意志近代文学独具特色,盖尔教授反对用流派概念对这些作家进行标签化的简单划分。而赫尔德在这一独具特色的德意志近代文学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后来德意志文学以及文史哲发展影响深远。

以启蒙为导引:18世纪“趣味”探索的明径与暗线

如果说对趣味的关注是西方近代思想主体转向的必然结果,启蒙精神的引导则构成探索趣味理论的现实动力。从“辨别的鉴赏”到“好的趣味”,趣味概念正是沿着这一总体方向开启自身的普遍性探求。艾迪生首先将趣味指向主体自身的感性状态,尝试通过“想象的快乐”探索这一审美状态的本色;夏尔·巴托则将趣味指向艺术创作的主体法则,并通过“我说不出的什么”来呈现这一法则的独特品质。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由诗而来的“感性谈论”的分析,鲍姆嘉通由完善性诉求引出潜藏其中的新逻辑路径。相比于上述直面趣味主题的“明径”,新路径虽因学科诉求所内含的认知化倾向而成为“暗线”,却也得到稳定推进。回顾18世纪以来的探索过程,以启蒙为导引的诸种路径虽未能真正离开这一思想背景,却也彰显出前行的方向,康德走出启蒙的美学独立性建构正由此而引发。

职业启蒙教育一体化:为何与何为?

职业启蒙教育一体化是职业启蒙教育内涵发展的必然结果,职业启蒙教育一体化即开展一体化启蒙职业的教育。从价值逻辑来看,一体化是职业启蒙教育的发展理路,体现在塑造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特征、遵循主体身心发展规律的本质特征、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特征。从实践逻辑来看,职业启蒙教育一体化的实施需要与生涯规划一体化,体现教育目标的一致性;与劳动教育一体化,体现教育内容的持续性;与多元主体一体化,体现实施主体的协同性;与环境教育一体化,体现教学方式的多样性。

论人才强国战略下职业启蒙教育发展的时代进路

人才是第一资源,建设人才强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职业启蒙教育作为本体“成己成人成物”的一种早期关照,必然成为人才强国建设的根基性策略。镜鉴美国融合式、日本进阶式和德国链条式职业启蒙教育模式,发现各国均以个人职业潜力培育为策略来提升人力资源的内生质量。因此,为了拓宽我国青少年多元化成长通道,强化国家人才储备的广度与深度,应当以点筑基、以面扩展、以链串联、以网织就,多维结构探赜本土职业启蒙教育发展理路。即以中小学创建校本职业启蒙课来稳固人才培育的启蒙链,以不同类型学校间共建职业启蒙教育基地来拓宽人才成长的进阶链,以校外研学实践基地的活动供给来补强人才育训的陶冶链,以校企联动创设真实职业场域来延伸人才发展的价值链,最终推动职业启蒙教育以高质量的育人品性为人才强国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