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的救亡纲领、启蒙方案与教育哲学

中国近代既是救亡图存的时代,也是思想启蒙的时代,这使救亡与启蒙成为中国近代的历史使命和哲学主题。近代哲学家与所有先进的中国人一样,一面深入挖掘中国落后、贫困、衰微的根源,一面思考癒愚、疗贫、起弱的方案。他们提出的救亡纲领和启蒙方案既是拯救中国的纲领,又是启蒙思想、政治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哲学家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教育对于他们来说无论在救亡图存还是思想启蒙中都占据重要一席。与此同时,近代哲学家的教育理念和主张奠基在哲学理念之上,有些甚至直接与本体哲学、认识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或启蒙哲学一脉相承。这不仅使近代哲学家成为教育家,而且使他们的教育思想极富哲学意蕴和神韵,可以称为教育哲学。

启蒙方案、透明性与道德生活

现代哲学家提出,人类道德与政治生活(以及相应的规范)应该能够经受人类理性的检测,即需要满足一种"透明性条件"。这一要求本身承诺了一种理性主义的启蒙价值。该承诺的三种不同版本将实践规范的形成与"理性而自主的个人"联系到了一起。威廉姆斯系统地批评了这三种版本,提出了"启蒙的理智不可逆性"及"实践的优先性"命题,因而在理智层面上将一个"无须理由的世界"展露在了我们面前。沿着威廉姆斯的进路,我们主张,人类的道德与政治无法完全满足"透明性"要求,部分地接受"非透明性"并不荒谬。

后现代之后重审法国启蒙运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对于作为现代性基石的启蒙运动大加鞭挞,指责它具有欧洲中心论、帝国主义、反女性主义等倾向,甚至声称它应对20世纪的极权主义、环境危机等问题负责。等到世纪之交,一批较为熟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学者开始反驳后现代主义对于法国启蒙运动的批判,并试图建构启蒙思想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21世纪以来,启蒙运动研究不仅回应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同时也与新的史学潮流相结合。研究者从殖民帝国、奴隶制、种族问题、女性主义、环境主义等多个角度考察启蒙运动,大大拓展了启蒙运动史的研究视野。为了客观评价后现代主义对于启蒙哲人的指责,新的研究改变了社会文化史注重启蒙运动载体与底层文人的研究取向,重新关注启蒙大哲的思想文本。在此过程中,史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了启蒙思想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谁谋杀了上帝?

尼采通常被视为是无神论事业的哲学捍卫者,但是通过对尼采《快乐的科学》中“疯子”及其在市场中的表现的分析可以揭示出,“疯子”并不是尼采的代言人,而是对尼采学说的极具诱惑力的歪曲。“疯子”没有把“上帝死了”作为探索自我肯定的非关系性基础的机会,他宁愿背负杀死上帝的终极之罪,也不愿思索与上帝无关且不受罪玷污的生存可能性。因此“疯子”所宣称的“我们已经杀死上帝”的信念伪造了一种后有神论生存,但实际上,晚期现代西方人并没有做好接受彻底无神论的准备。对于尼采来说,“上帝死了”则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个黄昏时期的开端,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变得越来越非理性和不可思议,但又不可动摇,不是因为人的选择或过失,而是因为一个濒临衰竭的文化融合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