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突围:启蒙的历史与历史的启蒙

中国近现代启蒙在20世纪前后时段形成了两个既对称又相似同时又有歧义的终端。回眸20世纪前20年“启蒙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思想启蒙在一瘸一拐中前行,与文学的暧昧、与政治的缠绵、个人与社群关系的失衡构成了突出的特征。反思20世纪后20年“历史的启蒙”,它以前所未有的解构姿态与前一个终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无论是“先分后合”还是“先合后分”的启蒙范式都未能跳出启蒙与政治的“必然”的逻辑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学术界一再寻求突围的路径时,世纪末浮出水面的后启蒙与承接五四的新启蒙的对峙才显现出了不可或缺的当代意义。

中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启蒙是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基本内容

一、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启蒙的历史含义和历史特点 所谓启蒙,顾名思义,是启发愚蒙之意。凡开化愚顽,教授赤子,都可称为启蒙,本身并无时代意义。如朱熹著《易学启蒙》,发挥邵雍《先天图》的思想,大概他以为易学可以由此入门。清人王筠作《字学蒙求》,就是取《周易》“童蒙求我”句,是教授孩童识字的。 我们一般称欧洲十七、十八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文化运动为启蒙运动;称他们的思想为启蒙思想;称他们的思想代表为启蒙思想家。所谓启蒙思想。

《思维的悲剧与悲剧的思维》简评

谭嗣同作为戊戍变法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 一面旗帜,他的英名早就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民 族走向近代启蒙的历史丰碑之上。然而,对他 以《仁学》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学术界在理解 和评价上,却一直存在较多分歧。黄卫平新著 《思维的悲剧与悲剧的思维》(云南教育出版 社出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谭嗣 同思维逻辑中的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矛盾问 题,以及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问 题为线索,以思维逻辑为参照系,联系谭嗣同 的具体思想,重新研究其思维悲剧,并由此而 宏观地论及我们民族在近代启蒙中的思维悲 剧,开拓了谭嗣同思想研究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