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施莱格尔对启蒙运动功利主义的批判及其悖论——以《启蒙运动批判》为中心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是早期德国浪漫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在《启蒙运动批判》一文中对功利主义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悖论。一方面,他认为启蒙运动所鼓吹的理性多具有实用目的,由于将无法解释之事归为迷信从而使自然世界沦为一部单纯的机器;此外,他还指出功利主义对中世纪荣誉观的侵蚀,在此基础上较为反动地批判了现代社会印刷业的发展,通过维护中世纪构建他心目中反功利的价值观念。但另一方面,通过将艺术自决与人的自为经自由概念连接起来后,施莱格尔又在无功利的基础上建立了浪漫派实现艺术教化的功利目的。在施莱格尔的表述中,无功利性本身又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

“新哲学”启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探索——以新启蒙运动为中心

新启蒙运动本质上是“新哲学”启蒙,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国防动员来挽救国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启蒙运动中担当了唤起民众、阐释现实、挽救国难的重要使命。新启蒙运动期间,“新哲学”者和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展开论战,就“新哲学”的内涵地位、“新哲学”对社会人生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新哲学”者认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初步提出了“两个结合”的思想。“新哲学”启蒙明确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方向,培养了一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队伍,形成了一系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中国儒家典籍对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

文章从儒家“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治国理念对欧洲民主政体确立的影响、儒家“用人之道”对欧洲启蒙学者反对贵族世袭的影响、儒家“天命论”及重农思想对启蒙时期法国重农学派“自然法则”和“重农”观点形成的影响、儒家“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对启蒙学派反对中世纪教会思想束缚的影响,以及儒家“有教无类”平民教育思想对欧洲启蒙学者推行教育世俗化和普及化的影响五方面阐述中国儒家典籍对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深远影响。深刻理解和认识这些影响对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启蒙运动思想传入拉丁美洲的过程及其影响

受欧洲中心论以及文化传播主义的影响,西方学术界长期忽视启蒙运动对拉丁美洲的影响,认为拉丁美洲只是被动、消极地接受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作为一场涉及领域非常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并非只有一种表现形式。在拉丁美洲,启蒙运动的开展是以先进知识的传播为核心的,具体表现为启蒙书籍的输入与传播、学术组织的创立与发展等,这一过程促进了拉丁美洲独立思想的产生以及拉丁美洲本土科学的发展。同时,拉丁美洲对启蒙思想的接受是有限度的,拉丁美洲的启蒙思想家们将欧洲启蒙思想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了调和。

18世纪启蒙运动比较研究:意义、进展和思路

18世纪启蒙运动比较研究有助于揭示其本来面目,有助于对文明多样性的考察,有助于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有助于思考社会转型背景下思想的再启蒙。18世纪启蒙运动比较研究取得的新进展体现在"复数的启蒙运动"研究越来越成为共识,对18世纪各国启蒙运动的民族特色与差异性有深刻的认知,展开了多层次的比较研究,并对启蒙精神及其内在张力进行研究。进一步深化18世纪启蒙运动比较研究的思路和方向体现在历史情境、思想主题、理论路径、思想学说、历史价值等层面。

北极星爵士:“启蒙运动”时期中、欧建筑与园林艺术交流的文化使者——纪念威廉·钱伯斯300周年诞辰

2023年是北极星爵士——威廉·钱伯斯300周年诞辰。这位生于瑞典的苏格兰裔英国新古典主义建筑大师出身于海员,在追求个人兴趣的因缘际会下开启了中欧建筑、园林艺术在专业层面交流的先河。通过回顾这位文化使者生平的同时,尝试提出“‘英-华园’范式”概念,并指出其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那一代“开明君主”青睐的王家园林摹本而风靡一时,亦因多处实践成果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而影响至今。同时,作为一篇纪念文章,在写作上通过对历史大背景下的相关事件联想式地展开,希望能够跳出就事论事的考据,以引发之外的一些思考。

崇高与自由:探寻启蒙运动美学对贝多芬音乐思想的影响

这篇文章探讨了启蒙运动美学对贝多芬音乐思想的影响。通过对启蒙运动思想家康德、席勒的美学思想与贝多芬的作品结合分析,探索了启蒙运动期间突出的知识、文学和艺术概念,尤其是启蒙运动时期的德国美学思想与贝多芬音乐思想之间的联系。文章首先概述了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及其基本精神。之后探讨了启蒙美学与贝多芬作品之间的联系,并附有说明性的例子。最后强调了在贝多芬所处时代背景下的评价和贝多芬音乐的重要性。

重述启蒙运动——以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为线索

《启蒙时代》是美国文化史家彼得·盖伊关于启蒙运动的历史著作,这部著作在启蒙运动的研究史中上承卡西尔将启蒙思想与现代性加以关联的规定,下启达恩顿对启蒙运动的新文化史研究,此外这部著作还与卡尔·贝克尔等批评启蒙运动的观点构成争辩关系。立足学术史视野界定《启蒙时代》的源流及线索,并基于盖伊的论述,将这场横贯百年的运动的共时性内容转换为历时性的辩证运动,即两场观念之争(“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和“古今之争”)与一整套现代性方案的提出,以之更为清晰地呈现《启蒙时代》文本内外的思想谱系。

论中、法“启蒙运动”的若干差异

Les Lumières (en France) et le Mouvement de Nouvelle Culture avant le 4 mai (en Chine) sont, par essence, des événements culturels bourgeois. Nous essayons ici de montrer, par analyse des contextes historique et social, les différences entre ces deux mouvements.

左翼理论与批评中的“红色经典”--《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阅读札记

在整个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进程中,“文艺思潮”层面的左翼话语实践是一个值得不断挖掘的对象,一些理论与批评意义上的“红色经典”也应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正是在此意义上,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成为一个值得观照的个案。该书的写作具有一个实际的思想背景,即当时的“新启蒙运动”。这一运动强调要去认识文化思潮兴起的社会基础,也主张思想文化运动要解决社会问题或者说要达到社会解放。《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正是有感于“启蒙”与“新启蒙”的联系与差异,也呼应着时代之需要,系统总结了近代以来现代国人的思想探索之得失,这为我们在新时代重新思考中国文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启蒙运动和画中的光隐喻——以18世纪赖特画作为中心

光隐喻贯穿整个西方美术史的发展,在启蒙运动时期,绘画中的光隐喻实现了从宗教超越之光向科学理性之光的转折,人的好奇目光代替了上帝视角。人本主义与理性精神在不同语境下的交汇体现在“光之画家”约瑟夫·赖特的作品中。赖特善于以光构筑画面,他的作品既表现工业革命与科学进步,也涉猎古典美德主题,其画作中兼具情感与理性、原始美感与自然力量、崇高风格与古典美感。启蒙主义时期互相对立的因素在约瑟夫·赖特崇高而沉静的光中得到了调和,画中不同语境下的丰富的光隐喻体现了人类向内与向外探索的自由与自信。约瑟夫·赖特的艺术创作主动介入时代精神,体现了人文关怀和反思性的主体精神价值。

新启蒙运动与五四启蒙运动比较论

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以对“五四”启蒙精神的接续与承继为理论出发点,同时试图实现一种新的超越。它更加强调理性与知识,更为强调新文化的建设性,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归,因之也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与革命色彩。但它自身又充满了危机的种子,表现为启蒙作为手段与作为本体的内在矛盾、思想方法与理论工具的内在矛盾及以反权威、反武断为标志的“思想自由”口号与实际上要求“思想统一”的内在矛盾。这一切终于使其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启蒙的新形态——晚清启蒙运动中的《京话日报》

本文讨论《京话日报》对中下层民众的启蒙过程中采用的启蒙形式和话语策略 ,主要梳理《京话日报》以白话报、阅报处、讲报所、戏曲改良等新型启蒙手段构筑的启蒙新形态。这些启蒙的新元素不仅使《京话日报》发动的中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迥异于只限于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的康梁维新运动 ,也为日后现代知识分子“走向民间”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反启蒙运动

法国大革命不仅改变着反启蒙运动的成员构成,更重要的是,它对反启蒙话语产生了重要影响。将大革命视为启蒙运动的直接产物,是这一时期反启蒙话语最突出的特点。大革命出现的暴力与流血,也被认为源于启蒙运动的本质。这种话语的重构,将启蒙运动进一步极端化和简单化,并部分影响着关于启蒙运动的传统表象。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主题:市民社会的启蒙

苏格兰启蒙运动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另一重镇。与法、德等欧陆启蒙运动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转型已然完成的后革命启蒙,它的主要关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再是政治社会的建立而是市民社会的运行。在这一共同的思想主题下,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明确界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并对市民社会中的人性、道德规范、社会化机制、经济行为、政治法律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思想启蒙与理论思考,形成了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

生活史视野下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苏格兰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另一重镇。苏格兰启蒙运动在20世纪的下半叶成为西方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题域。然而,无论是自然法研究传统,还是公民人文主义研究传统,抑或"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知识的"诠释方式,由于不同程度忽视了社会生活环境与思想的互动,都难以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做整全性的解读。通过考察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可以逻辑地再现其思想与情境的互动:基于恶劣的自然生存条件,苏格兰启蒙运动首先是一种生存论关怀;与法、德等欧陆启蒙运动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转型已然完成的后革命启蒙,其主要关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资助、公共生活等生存情境深刻地影响着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稳健、渐进、调适的思想取向。

再论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逻辑上说，可以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在众多的理论流派中选择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个环节是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使之中国化。这两个环节，恰好和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两场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正是在五四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有了一批忠实的信仰者并开始在中国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正是在19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被正式提出，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

论五四启蒙运动嬗变之内因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但是五四启蒙并没有完成其思想启蒙的任务 ,而是很快就将注意力转向民族救亡的主题。虽然民族危亡的时代形势对启蒙的转向有重要的影响 ,但导致其转向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启蒙自身存在的缺陷。本文试图通过对启蒙的动机、启蒙的理论、启蒙的主体等内在因素存在的缺陷进行检讨 ,以加深对五四启蒙运动的认识。

论马克思主义的启蒙精神在中国启蒙运动进程中的遗忘与回归

马克思主义与近现代中国的两次启蒙运动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关系。在第一次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救亡价值被充分实现而启蒙价值被贬抑;马克思主义被纳入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文化改造—政治改造—社会改造的思想径路。在第二次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成为批判自身的工具,即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导向下的马克思主义被消解了对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资本市场应有的批判能力。马克思主义应回归永恒的批判精神。

启蒙运动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呈现理性思考与民族情感交融的特点,这种特点使启蒙时期德国思想文化领域呈现浓烈的民族情感。启蒙运动早期德国思想文化界的成就奠定了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自信;启蒙运动盛期,德意志民族意识更加浓烈,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倾向;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启蒙运动进入最后的“启蒙浪漫主义”阶段,文化民族主义形成一种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