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与王国维文脉承续一见

龚自珍的诗词不仅独具风格,而且其身当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其所承载的内心世界和试图担荷的历史责任交叉甚至矛盾地共存着。王国维《静庵藏书目》记有六本《龚定庵全集》,其对龚自珍文学、学术思想的涵泳应是情理中事。以龚自珍对王国维的影响为基本线索,从两者共同大量使用"人间"一词,揭示了王国维可能的语源所在及其两者的思想差异;龚自珍的尊情与王国维境界说所强调的真景物与真感情的自然表达之间,有着明显的理论呼应;龚自珍对"完"的解读其实正是王国维解读屈原作品的基本准则;在王国维接受龚自珍的若干思想中,曾校辑《定庵文集》、编撰《定庵先生年谱》的吴昌绶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从王国维身上,可以大致窥见龚自珍对于20世纪诗词创作和诗学思想影响之一斑。

《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成书考述

吴昌绶《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是词学史上四大词集丛刻之一。在长期搜集各种词集的基础上,吴昌绶先是编纂成了《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做好了刊印词集的文献准备。后以影刊的方式,陆续刻成宋元词集17种。而所用底本多善本足本,来源多样,有个人购藏,有借自友朋。在成书过程中,又有赖饶星舫、陶子麟等一流写手与刻工,以及缪荃孙、朱祖谋、章钰、董康等人代为校勘,才成就此一代名刻。

“自辑录”与晚清民国词学目录之学的“别是一家”

吴昌绶、王国维在清季词籍整理成果的基础上,以自辑录词集词目相补充,揭櫫了词籍专门目录编撰的序幕。《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作为第一种薄录体专目,确立了"近古"等原则;《词录》承其端绪,虽在非自辑录部分存在失于考订等缺憾,但仍开创了词学专科目录中的词学批评之先例。至民国时期,赵尊岳对自辑录、汇刊的明词撰著提要,完成了由薄录向解题式的转变。龙榆生总结得失,提出词籍目录撰著"三义",标志着词学目录之学"别是一家"的学科自觉。

王国维与吴昌绶之词学关系

王国维曾被视为20世纪词学体制外之人物,但实际上,王国维与体制内的词学只是处于离合之间而已。吴昌绶可以说是王国维与体制内词学联系的重要人物,他不仅在景刊宋元旧刊词籍时多请王国维校勘底本,而且对其《词录》编纂提供了大量的版本支持。《人间词话》刚刚发表之时,吴昌绶即在通信中表达了极大的认同,并就吴文英词及文体发展的规律问题与王国维多有商榷。王国维的《清真先生遗事》也包含了吴昌绶的心血,吴昌绶并因此而受邀作序。吴昌绶与王国维的词学因缘对于考察20世纪初的词学生态提供了重要的个案基础。

董康诵芬室校定本《于湖先生长短句》考识——兼及朱祖谋、吴昌绶之批校

《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补遗》一卷,董康诵芬室据影宋乾道传钞本校定,今藏南开大学图书馆。董康据《南词》本《于湖词》对传钞本字句、词题、篇次加以校订,又据毛晋汲古阁本及《南词》本《于湖词》作《补遗》一卷,综合三本,校定重钞,编成了当时最为完备的《于湖词》。后朱祖谋、吴昌绶等又对董康校定本重加校勘,特别是吴昌绶利用汲古本、《南词》本《于湖词》及《花庵词选》、《绝妙好词》等对董校本字句精心校订,并对《于湖词》版本进行了深入准确地考察。吴昌绶对《于湖词》的校考代表了当时张孝祥词集研究的最高水平。

晚近词籍校勘学演进谫论

晚近时期,校刻词籍可称词学主流。经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吴昌绶等杰出学人的黾勉从事,词籍校勘学正式奠立,并迅速走向成熟。就其演进而言,王、况校词仍以搜佚补遗为目的,刻而乏校;王、朱、郑精校梦窗词时,明定校词义例,强调校词与校经之差异;其后朱、郑稽考典实、依律校词,使词籍校勘具有了更高的学术价值。受乾嘉经史校勘理论的不同影响,晚近词籍校刻呈现出相异的理路,王、朱主阙疑,郑尚决断,而吴昌绶则追求影刊善本以存旧存古。

“大仓文库”《南词》考论

《南词》钞本经赵昱、彭元瑞、董康等人递藏,民国初年归日本"大仓文库"。吴昌绶曾校阅、抄录《南词》,并多方考证,发诸多研究成果之先端。董康利用《南词》与其他词集互校,指出其抄写疏误之处,同时也认识到是书"足以订正毛误不少"。书前李西涯序言乃出于伪托,但其传抄年代当在晚明,来源主要是吴讷所编《百家词》及其他宋元旧本,文献价值极高。《南词》与汲古阁所刻《宋名家词》关系密切,考察二者之关系对进一步探索《南词》意义重大。

自莊嚴堪藏諸家批校本《前塵夢影録》影印前言

乙未深秋,津有北京之行,其間在孟繁之兄的帶領下,拜見了住在北大的周景良先生。景良先生爲周叔弢先生第七子,雍容大雅,受家庭熏陶和影響,虛懷若谷,不露鋒芒。對新科技、新事物,他又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能與時俱進;而對於版本目錄、金石書畫、國粹京戲等,方寸海納,休閒時則以此爲樂,是一位上交不諂、下交不驕的純正長者。那次見面,景良先生囑繁之兄將顧師廷龍先生早年過錄前人批注的《前塵夢影錄》光盤寄我,希望我寫一篇＂讀後記＂之類的小文。回廣州不到三天,我就收到了繁之兄發來的快遞。《前塵夢影錄》是一部記錄文房珍品、金石書畫的書,涉及舊墨古紙、硯石碑拓、古銅玉器、

钞本《南词》考述

明人编纂了多种词集丛编,较大型而又较著名的,有吴讷(一三七二—一四五七)《唐宋名贤百家词》(以下简称《百家词》)、题西崖主人《南词》、紫芝漫钞本《宋元名家词》、毛晋(一五九九—一六五九)《宋六十名家词》(一名《宋名家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林大椿获睹明红丝栏钞本《百家词》,为之校雠阙误,一九四○年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而红丝栏钞本也于一九八九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刊行。《宋六十名家词》则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一九九七年由台南县柳营乡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百家词》与《宋六十名家词》编业已刊佈,学者不难阅览。紫芝漫钞本《宋元名家词》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南词》则藏日本东京港区大仓文化财团大仓集古馆,二书尚未有人整理出版。现在要介绍的是《南词》。目前有关《南词》的研究主要是文献考证。事实上,《南词》的文献考证仍处于初始阶段,不少考证工作尚未展开。本文旨在提出一些相关资料,并略作讨论,供学者作文献考证时的参考,以期引起学界对《南词》的进一步关注。

大鹤山人词集稿本考论

作为"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郑文焯一生创作甚丰,有多种词集传世。其在世时即已先后刻成了《瘦碧词》、《冷红词》、《比竹余音》、《樵风乐府》、《苕雅余集》五部词集。郑氏去世后,龙榆生先生辑录其未见诸刻本的词作,冠以《大鹤山房未刊词》之名发表于《同声月刊》第一卷五、六、七号。在郑氏的这些词集中,以刻本《樵风乐府》九卷最为广行,人们也多以此刻本为参照来研究郑文焯的创作,而鲜及其它。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郑文焯除了上述词集刻本之外,尚存下数种词集稿本。

《王静安手录词曲书目》笺注

前言在近代戏曲目录中,王国维(1877-1927)无疑有着道夫先路之功。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王国维在完成了《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后,得吴昌绶(1856-1924)《宋金元现存词目》启发而编写《词录》:“长夏苦热,不耐深沉之思,偶得仁和吴昌绶伯宛所作《宋金元现存词目》,叹其搜罗之勤,因思仿朱竹垞《经义考》之例,存佚并录,勒为一书。”

清詞序跋拾零

馮乾先生編校的《清詞序跋彙編》(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網羅清代詞集之序跋題識類資料多達三千餘篇,堪稱洋洋大觀。筆者在研習清詞的過程中,偶得數十則未見於《清詞序跋彙編》者,其中不乏周濟等詞學名家之佚文,現不揣譾陋,略事整理,以便學界利用。一、《西子湖紀游詞》題識十三則《西子湖紀游詞》一卷,仲湘撰。咸豐間諸家評選底稿本,現藏臺北'國家圖書館'。該本卷首有戈載等人之手書題識,今録如下:(一)拍遍紅闌,數遍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