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梅村“三行”诗对杜诗“三吏三别”的接受

吴梅村的“歌行”诗最为时人称道,其中《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对杜甫的“三吏三别”多有接受。《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以重大现实事件为题材,以今昔对比、官民对比为主线,语言通俗平实,诗史思维贯穿其中。梅村“三行”诗在接受杜诗“三吏三别”叙事手法和史诗传统的基础上多方融合与创新,造就了吴梅村歌行体叙事诗的新境界,享誉清代诗坛的“梅村体”与梅村对杜甫“史诗”传统的继承和接受关系密切。

论吴梅村对元白长篇的创作接受——兼论梅村体与长庆体之异同

吴梅村是清代诗歌创作领域接受元白长篇而独具面目的第一人。梅村歌行与元白长篇存在若干异同。其同者:均为七言长诗,篇幅长大;均有相当比重的叙事笔墨,属于叙事诗的范围;都能围绕一个中心事件,铺衍展开,层层深入;都重视情感的抒发,富于动人心魄的力量。其异者:元白所写事件多属对历史的观照,梅村所写事件皆源自生活的现实,由此导致二者情感沉痛度的不同;元白虽叙事而夹杂大量抒情笔墨和想象之词,梅村则以叙事为主,为一代存史,由此导致二者历史信实度的不同;元白长篇多浅显直白,不掉书袋,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由此导致二者阅读难易度的不同。此外,梅村歌行在作品数量和创作时间、选材的集中度上,亦均超元白,由此见出梅村取法元白而倾力于七言歌行的创作自觉和诗史意识。分析梅村与元白两篇同名《琵琶行》,可以对此异同获得更深入的理解;而考察清代论者视野中的"梅村体"与"长庆体"的关联和区别,更可以了解梅村对元白长篇创作接受中的利弊得失。

论“梅村体”

吴梅村的叙事歌行是其最擅长、最有特色、成就最高的审美创造 ,在严格意义上代表着史称之“梅村体”。“梅村体”具有“事俱按实”、以人系事、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强烈的抒情性以及雅俗相融、融汇众美、自成面目等创作个性和创造品格 ,是我国古典叙事诗自汉唐以来的新发展。

吴梅村佚作辑考

本文收辑了作者从书画中和其他书籍中钩索出的几篇吴梅村的佚作,并做了简要的考释。

论梅村体的个性风貌

吴梅村力主“诗与史通”,其代表性诗作如百川贯海,汇成一部明、清之交的“编年史”。“梅村体”的个性特征在于:诗人用七言歌行体叙事,数量特别大;诗中融入了有关“个人荣辱”的种种感叹,展示了“人格失衡”的情感悲剧;胸罗万象,笔在蛇龙,尽情地挥霍人、事,洒脱地调度古、今;风骨如“女将征西”,庄重而华贵。

吴梅村与“两社大会”

清顺治十年三月,江南文社慎交社和同声社在苏州虎丘举行了规模浩大的集会。吴梅村积极参与筹划了这次集会并成为大会主盟。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接受了钱谦益和一些文人的敦请,出面调和两社矛盾,避免发生党锢之祸,而并不是要利用这次集会在即将出仕清廷的当口博取名声,自抬身价。

吴梅村佚作新辑

近年来,笔者在明清文献中爬罗钩索,陆续又收集到吴梅村的一些佚作。这些佚作对于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吴梅村其人及其创作都有所裨益。笔者对这些佚作略作考释,以提供给吴梅村的研究者。

吴梅村词作简论

吴伟业以诗称,然其词亦别具一格。其抚时感事之作,苍凉激楚,凝炼深沉。其写景之词,清新高旷,语言流畅。其闺情之笔,婉丽艳雅,音声并著,皆为一时所重。

禅灯梦影的栖息——论吴梅村逃禅思想的“圆形”程式

吴梅村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文坛泰斗,既是一位满腹诗情与灵秀的诗坛领袖,亦是一位饱受屈辱和辛酸的屈节之臣。在"万方多难,灾祸绵绵"的鼎革之际,被迫失节的他,在求生不得、痛悔无门的生死夹缝中编织着"逃禅以求生"的图存之梦。从苦谛的纠缠、灭谛的偏激到空幻的转移及天命的回归,吴梅村的逃禅之路呈现出一种无法突破的圆形程式。

吴梅村:清代诗坛第一家

吴梅村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是入清后的诗坛领袖。时局的变化、国家和民族的衰亡激发了其愤怒之情,他以数量众多、艺术精工的七言歌行诗记述时事、反映社会,风格苍凉激越而缠绵哀婉,其诗歌被称为独步一代的"梅村体"而影响深远。

吴梅村部分七言歌行作期考

作者依据近年来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考证了清初大诗人吴梅村部分七言歌行如《永和宫词》、《东莱行》等的作期,纠正了旧说的谬误。

论吴梅村与岭南文化

由于吴梅村一生活动范围主要在江浙一带,故学界特别重视江南文化与他的文学创作之间关系,而对于他和岭南文化的关系则甚少提及。尽管吴梅村在世时很少涉迹岭南,但他的一些作品却牵涉到岭南文化,故探讨他和岭南文化的关系就显得相当重要。本文主要从他对岭南文化的吸收、创作、传播三方面进行了探讨,力求能从新的角度对吴梅村及其作品作出阐释。

论清人对吴梅村“诗史”的理解——以《吴诗集览》为中心

吴梅村的诗歌在清代已有"诗史"之称。靳荣藩的《吴诗集览》作为最早的吴梅村诗歌笺注本,对吴梅村"诗史"的理解颇有代表性。《吴诗集览》沿袭《本事诗》中的"诗史"观念,详证梅村诗中的史实。《吴诗集览》征引的材料仅限于《明史》及《御撰资治通鉴三编》,使梅村的"诗史"精神打上了浓厚的官方色彩。另外《吴诗集览》忽视了吴梅村"诗史"观念中对士人心态史的关注。

老舍与吴梅村比较论

在我国古代众多的诗词名家中，老舍特别偏爱南宋的陆游和明末清初的吴梅村。吴梅村诗歌抒发的故国哀思、亡国痛楚，使身处军阀混战和抗战硝烟中的老舍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和心灵上的契合；以诗为史、“意与境浑”的“梅村体”七言歌行，深得老舍的赏识，为老舍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规摹秦柳与以诗为词——论吴梅村的词学思想及其创作转型

吴梅村词学思想的要素有:词人需学识和才华兼备;倾慕秦观、柳永词风,以"巧构"为尚;推赏陆游词的萧散不拘,因时而变的创作观念。梅村早期词绮艳纤巧,因袭时风,但在语言和造境上却不乏巧构;甲申国变之后的词作,多"悲歌侘傺之响",以吞吐顿挫的笔法出之,词境沉郁阔大。梅村词在易代前后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在心理层面上是为了表达其政治态度,用词这一适于寄寓言外之意的文体诉说其经历明清易代的复杂心绪。

情感的双声重奏——论吴梅村《秣陵春》传奇的隐喻修辞

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诱导下,梅村在《秣陵春》传奇的标题、开场、开头和结尾、主题、叙述层面、背景和人物、篇章层面灵活地运用隐喻,形成蕴纳情感双声重奏的文本结构,实现了作者“寄慨兴亡”的创作意图。同时戏曲的意义深度得以拓展,给予读者独特的审美认知和深切的审美体验。

歌禾赋麦与题柳看花——阅读吴梅村《圆圆曲》的几个视角

明清鼎革,吴梅村历经甲申(1644)之恸,崇祯自缢,李自成陷京,清军入关,亡国的惊惧、屈辱与痛楚,乃于八年后写下《圆圆曲》,以犹具"时事"性的陈圆圆为主角所绘制的时代容颜,引发后续许多有关陈圆圆的创作与讨论。本文分为"如何记忆一个令人同情的亡国君王"、"倖存者的余悸:世变沧桑中的儿女故事"、"《圆圆曲》的身世记忆:首发其端而成千古绝唱"三部分,尝试从草野齐民、为女性作传、诗性叙事、身世记忆、"歌禾赋麦"与"题柳看花"等阅读视角,探讨吴梅村在创作上合抒情、叙事与表演而为一,以游走在"时事"和"故事"之间的诗歌叙述,带着同情的了解与哀怜,采取戏剧性的手法与抒情声音,藉由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兴亡故事,牵动着同处沧桑巨变的劫后幸存者,乃能在个人名节、国家兴亡与文化存毁之外,关注到更为广大而无辜的"天下苍生",以一代兴亡入诗史的"梅村体",为时代留下最真切的见证,自非比兴寄托的抒情传统所能拘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