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南倡和诗集》与元明之际吴中文人雅集方式的变迁

"玉山雅集"向"北郭诗社"的过渡,在雅集方式上主要体现为从"娱乐化"向"文艺化"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在周砥与马治的唱和诗集《荆南倡和诗集》中便露出了端倪,具体表现在文人心态的过渡、雅集方式的过渡、诗歌风格的过渡三个方面。"玉山雅集"——《荆南倡和诗集》——"北郭诗社"——《听雨楼图诗卷》等的形成过程,反映了吴中文人雅集活动连续性与阶段性、普遍性与差异性、整体性与复杂性并存的特点。而《荆南倡和诗集》的诗学意义,则体现为它的中介与过渡作用。

明初吴中文人的生存困境及矛盾心态

朱元璋建立大明后,开始对吴中文人进行有针对性、改造性的使用。习惯闲散、自由的吴中文人遭遇了空前的生存困境及矛盾心态:"隐逸"与"被召"的矛盾、"希望"与"哀怨"的矛盾、"责任"与"乡情"的矛盾、"颂圣"与"畏祸"的矛盾。作为吴中文人的代表,"吴中四杰"的遭遇因人而异,但共同反映了一个群体在适应新朝过程中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努力无果后的悲哀。当然,不仅仅是吴中文人,这也构成了一个时代文人的共同悲剧。

吴中文人心态演变及诗歌创作——从张士诚入吴说起

张士诚入吴,给吴中文人带来了转折性的意义,同时也因此出现了分化。具体讲,大致可以分为积极参与者、依违其间者和逃遁者三类。由于士人与张士诚政权始终处于动态的相互选择中,很多吴中文人兼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选择。但无论哪种情况,处于张吴政权下的士人普遍经历了一个从"希望"到"失望"的心态演变。这种变化也直接表现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上。由此可见,易代之际的动荡环境,导致了文人价值观之多元性、心态之复杂性、诗学观之丰富性。

明中叶吴中文人交游与文言小说创作及传播

明代中叶吴中地区形成了以沈周与都穆为中心的文言小说作家群,他们相互交往密切、客谈风气浓厚,为文言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环境;他们好奇尚怪的心理催生了一大批志怪小说;互相延誉、互题序跋的热情促进了小说的传播;对吴文化的认同使得小说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他们的文言小说成了明代文言小说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论明代吴中文人政治观念的变化及其历史意义

明代的吴中文人常常和政治权威保持一定距离,造成一种不关心政治的形象。其实他们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改变了传统文人的政治态度,他们孜孜于个人事业,既无怀才不遇的政治悲愤,也无传统文人的政治怀抱,由关心家国天下变为关心地方利益;由献身于君国变为关注自己生活。在国家利益的矛盾中敢于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私权意识在逐渐滋长。这是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变的重要信号。

仇英与吴中文人

一 漆工出身的太仓仇英（约1502-约1552）,字实父,号十洲,在注重绘画的装饰性及精丽性上胜人一筹,他因酷爱绘画而迁至苏州,师事周臣,技艺大进。

明中叶吴中文人的才士风度形成探析

吴中地区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板块,而这一文化板块在明代中叶开始了它走向鼎盛的脚步。而吴中地区放诞才士的大规模出现,则成为其重要推动力,这些人表现出多种多样的才士风度:恃才傲物,自视甚高;跌宕不羁,怪异放荡;狷介耿直.不容俗物。究其原因,主要是:科举多次不第的现实和吴中文人深受迫害的历史是造成某些吴中文人狂狷的最直接原因;爱好的广泛为吴中文人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明代中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吴中文人张扬自己的个性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

元明之际吴中文人“以诗唱和”方式的演变

元明之际吴中文人最重要的活动方式是雅集结社,而"以诗唱和"又是其中最重要的文艺活动。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他们"以诗唱和"的方式存有以下演变特点:在早期,由于能在同一时空下唱和,他们更多采用同题赋诗、分韵赋诗、次韵诗、题画诗等方式;当不能在同一时空下唱和时,他们更多采用赠答诗的方式;当赠答都无法实现时,他们以"异地同调"的方式在画上题咏。相对应的便是,其唱和诗中投入的情感分量越来越重,而且情感愈发趋于压抑、沉重与悲哀。而这又关涉到鼎革之际文人唱和方式与文人心态、诗学思想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

元明之际吴中文人出处、雅集及诗学思想的演变

元末明初的吴中地区相继经历了元末、张士诚据吴、明初三个时期。吴中文人身处这三个时期,其出处、雅集及诗学思想都有巨大差异性。元末时期,他们以玉山雅集为中心,无拘无束,作诗只是辅助性的雅集手段,诗歌流于形式,内容贫乏,纤秾奇崛。张士诚据吴后,他们以“北郭诗社”为中心,切磋诗艺,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入明前后,由于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他们只能选择“题咏”的方式变相延续着雅集聚会,形成了《听雨楼图诗卷》《破窗风雨图诗卷》等作品,诗歌情感悲怆,内容压抑,表达手法曲折隐晦,含蓄蕴藉。在三个时期的政权更迭中,吴中文人出处、雅集及诗学思想,既呈现出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又因时代演变呈现出差异性。

王彝的“节情说”与明初吴中文人诗学思想的演变

王彝诗学思想中的"节情说",既缘于适应明初文坛风尚之需要,更乃"北郭诗人"诗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原则。元末时期,"北郭诗人"坚持诗歌"缘情"本质的同时,已注意到"节情"的必要性。入明后,他们的诗学思想重心转移到"节情"上,但未能真正实现这一理想。于是,他们陷入了这样一种悖论:应当"缘情"时,他们却关注现实,去"节情";应当"节情"、干预现实时,他们却坚持"缘情"。结果是,他们的生命连同诗歌理想一同走向消歇。

对传统的怀疑、批判与疏离——以明中叶吴中文人的科举态度及成因为例

文人是一个民族传统的建设者、承载者和传承者,但是在一定时期,他们又是传统的怀疑者、批判者甚至摧毁者。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其合理性在明代中叶开始受到质疑,吴中文人在质疑中担任了重要角色。他们所具备的超前性认识,与自身以及身边友人的际遇、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素质、吴中特定的地域文化密切相关。而明中叶吴中文人对科举的态度及其成因,庶几可为揭示文人与传统关系中文人怀疑、批判与疏离传统的典型个案。

明代中期吴中文人斋室记的文体特征

明中期吴中文人创作的斋室记的重心不在记叙斋室兴建的起源,而是将表现的重心由物转移到人,故而也多将关注重点放在斋室命名的阐述上,紧紧围绕斋名由来展开专门解析,极力书写吴中派文人的思想观念,由命名透视吴中文人的情怀,并显示出学习六朝古文辞的创作范式。

矛盾、空间与解脱:论明中期吴中文人的仕隐困境

明中期吴中文人在仕与隐、进与退之间的反复踟蹰、徘徊,构成了他们主要的人生困境。表现为他们对科举既执着又批判、既不放弃又不力务,对仕途既不断求取而又浅尝辄止。其矛盾心态之成因,主要在于文化观念等内部因素。关注个体生命、崇尚审美、感性而疏离政治的吴中地域文化性格,以批判科举时文为基点的古文辞好尚,成为了他们进取的阻力。吴中乡居文人之间深挚且具有包容性的交游圈,以及吴中地域文化自守观念,又为他们提供了退守的空间。但最终,在科举时风与家族责任的巨大压力下,近乎仪式的入仕经历仍是摆脱这种仕隐困境的必要途径。

明代中期吴中文人的贞节书写——以文徵明、祝允明为中心

借助台阁作家斋室记中贞节思想的历史回溯,说明吴中文人饱受儒家传统文化潜移默化之影响,时刻保持对贞节观念的推崇。在国家旌表制度存在问题的状况下,明中期吴中文人的贞烈书写逐渐发展成国家政教以外的另一种表扬形式。其影响力比起国家的节烈制度,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教化媒介,促使儒家节烈观念植根于思想开放的吴中社会,展示明中期吴中才子的传统儒学观。

明代吴中文人的隐逸文化与书画创作

隐逸文化自古以来为文人提供了精神自由的可能。吴中文人之隐逸传统可追溯至春秋时期。明以前,吴中文人已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貌,出现了家族隐逸的趋势,文人或以学隐,或以艺隐,并兼重孝道。明代的吴中文人隐逸,或为避祸,或为自娱。虽避隐一地,仍积极参与家乡活动,影响地方士气。同时,吴中文人亦以不同艺术形式表现个人隐逸生涯。或借助隐逸图绘,以画作表现隐逸生活与隐士高节。或誊抄前代隐逸文学作品,以表现隐逸之好。

宋濂与岭南文人、吴中文人交游述略

浙东文人宋濂在明初政坛、文坛举足轻重,与岭南、吴中、江右、闽中等地文人皆有诗文往来。其中,与岭南文人领袖孙蕡以及王佐互动频繁,现存孙蕡酬所赠宋濂之作达三十余首,孙蕡以门生身份师事宋濂。此外,宋濂与吴中文人杨维祯、贝琼、高启等也颇多往来。宋濂与岭南文人、吴中文人在交游、诗文酬唱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诗文观念,从而引领明初文坛风尚。

张士诚据吴时期吴中文人的诗歌创作——以北郭诸子为中心

如果以“成王败寇”的眼光来看待张士诚，他在政治上实在算不上一位英雄。但如果从文化史和文学史的视角评判其贡献，他统治吴中地区的12年期间（1356—1367），对苏州地区文人多礼遇优待，使吴中文学呈现出一时之盛的状况。在乱世中，文人出处自有其因人而异的种种顾虑，但无论吴中文人当时是否加盟其政权，普遍对张士诚表示出好感。这里面，有做好“决意于仕途”心理准备的杨维桢，有积极参与的陈基，也有被誉为“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徐贲、张羽“依违其间”，以及围绕他们周边的北郭诸子。

明初吴中文人诗学思想的转变——以“吴中四杰”为例

从诗歌的本质属性及表现情感的力度来看，元明之际的诗坛，以吴中文人成就最高。在元末汉人集团出现集体性理想丧失的时代环境与政治体制下，吴中地区出现了文人“抱团取暖”式的诗艺团体及活动，如“铁崖派”、“玉山雅集”、“北郭诗社”等。

明中期文坛茶陵派与吴中派关系研究

茶陵派与吴中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吴中派在文学上表现出四点地域特征:博学之风、任情之性、尚趣之乐和崇古之情。李东阳与吴中士子交往甚多,不少吴中人士在与茶陵派交往过程中,深受茶陵派诗风的影响,自觉接受了李东阳的诗歌主张,在师法取向、诗歌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共同志趣,而人生追求的相异又使两派各有不同。通过对茶陵派与吴中派异同的研究,探讨两派在文学上的关联度。

明中叶吴中“古文辞”运动简论

明中叶,吴中地区兴起了"古文辞"运动。吴中文人力倡"古文辞",推崇"古文",学习对象几乎囊括了以前所有朝代的优秀文学作品。以"古文辞"为号召的这场运动一时席卷吴中,在此影响之下,吴中文人理论上强调古人作品的思想性、情感性、辞采性;创作上继承古文尤其是吴中文学传统,同时他们厚古而不薄今,行文中也使用口语、俗语,对大众文化表示认同。"古文辞"运动成为明代"复古"潮流不可缺少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