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周诗歌接受与明中叶吴中文坛的建构

沈周是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吴中文坛代表诗人,然而当时馆阁与山林二元对立的诗学批评不仅曲解了沈周诗歌,也遮蔽了吴中文坛。正德间文徵明有意将沈周奉为吴中文坛盟主,开启了吴中文坛的初步建构,但随即湮没在前后七子主导的复古思潮中。明末钱谦益刻意重构吴中诗学传统,尤为推重成、弘间崛起的吴中文坛,并将沈周视为上承“吴中四杰”、下启“吴中四才子”的关键人物。入清后《明史·文苑传》不收沈周,将吴中文坛复兴定于嘉靖初,以文徵明为盟主。四库馆臣通过对沈周等人别集的评论,重塑了《文苑传》建构的吴中文坛,与钱谦益及《明史》共同影响了后世明代文学史中的相关书写。

王世贞与吴中文坛之离合

王世贞对吴中文坛并无天然的乡土认同,而是经历了从否定、排斥、背离到接受、认可、亲近,直至奉为正朔、推崇备至的曲折过程。究其原因,既有生活阅历加深、文学思想嬗变等因素,也与王世贞文坛地位的变化息息相关。从早年追随、依附复古派和李攀龙,到晚年独操文柄、号令天下,是王世贞与吴中文坛由"离"到"合"不可忽视的心理动力和逻辑依据。

何处是江南:明清《江南春》唱和与江南文人的身份认同

元末明初倪瓒作《江南春》三首,明清以来百余人参与追和,成为江南文坛一大盛事。嘉靖间的集体唱和中,"江南"主要指向苏州,体现了作者的地域认同,也是苏州崛起成为江南代表城市的展现。"江南"又寓意故乡,身处故乡的江南文人唱和中不断想象"他乡",实则是对"仕"或"隐"的身份抉择与认同。明末清初的追和中,繁华鼎盛的江南变成"残山剩水","江南"更多指向寓意故国的南京,体现了作者对"明遗民"的身份认同。清中后期的和作则多是羁旅中描绘异乡的风景而怀念"江南",在故乡认同下《江南春》唱和形成了有意味的回归。

论沈周的交际身份与诗学宗尚

沈周早年学诗宗唐,这既受当时主流文坛风尚的影响,也是作为诗坛晚辈在诗歌交际时的必然选择。沈周30岁以后开始绘画交际,图画逐渐取代诗歌成为其主要交际工具,于是不再留心诗艺,并创作了大量即兴题画诗,语言浅白近于宋诗一路。沈周终身不仕,晚年多作描写日常生活、个人感受的田园诗与闲适诗,给人以“卒老于宋”的印象。沈周的诗学转向,是由其诗人、画家、隐士的交际身份不断转变乃至交融之产物,也与自身性格及吴中崇尚博雅的诗学环境有关。对沈周交际身份与诗学实践之考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明代吴中文坛的诗学宗尚问题。

诗卷、“话题”与多元性诗学表达

元明之际产生的诗画结合的同题题咏,呈现出“话题”的独特功能。《墨菜卷》《听雨楼诗卷》《安分轩诗卷》等文本充分体现了作为“话题”的诗卷所包含的三大特征:诗卷形成时、地的非同步性;发起者的非权威性与参与者思想情感表达的自由随意性;成员构成的复杂性与人生态度、审美趣味的多元性。这些特征塑造了元明易代之际吴中文坛立体感、多声部与自由性的文学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