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之后:明朝与帖木儿政权的政治博弈

明朝和帖木儿帝国是在蒙古帝国衰落之后相继兴起于亚洲东西两端的大帝国,其创建者都把自身政权合法性追溯到成吉思汗家族。朱元璋认为忽必烈是同于唐宗宋祖一样的中原王朝开创者,并使之成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来源。帖木儿自视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蒙古三汗国的守护者,在其帝国实力大增之后,积极和明朝争夺蒙古帝国继承者的身份。但朱元璋自认其政权合法性的角逐对手是北元而不是帖木儿帝国,只是把帖木儿视作故元宗王一样的地方统治者。沙哈鲁继任锁鲁檀之后延续了帖木儿的对明政策,从政权和教权两层面同明朝争夺这一身份。朱棣无意和帖木儿帝国交恶,没有直面回应沙哈鲁对汗位统序的追溯,而是不失友好地宣示“天命”已从蒙元转到了明朝。

入明蒙古人政治角色的转换与融合——以明代蒙古世爵吴允诚(把都帖木儿)为例

明永乐朝对归附蒙古人的待遇颇为优厚。他们除了得到物质赏赐之外,往往被授予世袭武职,于军卫带俸。其中一些上层将领征战立功,最终跻身世爵行列。吴允诚(把都帖木儿)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通过吴允诚在明朝的活动,我们可以管窥明朝的内迁少数民族政策措施,还能够看到附明少数民族极强的适应性。这对于全面把握明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帖木儿帝国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呼罗珊地区历史地位探究

帖木儿帝国时期,海路与陆路并行纵横于全球丝绸之路贸易体系。帖木儿统治者致力于以伊朗呼罗珊地区为贸易轴心,发展丝绸之路西段沿线贸易。在贸易的推进过程中,呼罗珊地区形成区域性贸易网络,贸易呈现繁荣局面,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马匹贸易,见证了呼罗珊地区与丝绸之路深刻的互动关系。二者的发展相辅相成,丝绸之路促成了呼罗珊地区的复兴与繁荣,呼罗珊地区的发展推进了帖木儿统治者优先发展陆路贸易的战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路贸易的发展。总之,作为欧亚大陆贸易的中心地带以及陆路贸易与海路贸易的过渡地带,呼罗珊地区既是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受益者,又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推动者。

明朝使臣陈诚出使帖木儿王朝述论

永乐年间,明朝使臣陈诚因其出色的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被朝臣举荐为出使帖木儿王朝的书记官,先后三次成功到达帖木儿王朝首府哈烈。第四次出使因明太宗宾天,仁宗即位,停止四夷差使,中途返回。陈诚使团实际上是永乐时期明朝派往帖木儿王朝的最后一批使臣。其贡献在于:政治上,陈诚使团连续三次护送帖木儿王朝使臣回国,沙哈鲁又派人送回,形成了相互护送使臣的惯例,从而使永乐皇帝与沙哈鲁国王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政治沟通与交流机制;经济上,使团互访,带动了官方贸易与民间贸易的发展,形成了以贡赐贸易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往来,促进了15世纪上半期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文化上,使团互访,促进彼此文化交流,加深了人们对西域尤其是帖木儿王朝的宗教文化、社会习俗、风土人情的了解。陈诚完成出使任务的同时,还向明廷进呈了其撰写的出使报告,为后世留下了研究明与帖木儿王朝往来尤其是沙哈鲁时期帖木儿王朝社会状况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帖木儿王朝沙哈鲁国王遣使中国与丝路文化交流

中亚帖木儿王朝沙哈鲁国王即位后多次遣使访问大明王朝,其中1419年沙哈鲁遣使中国的旅程由沙哈鲁三子贝孙忽儿的代表画师火者·盖耶速丁记录下来。从帖木儿王朝的首都哈烈前往明朝首都北京,盖耶速丁不仅记载了两年十个月的沿途见闻,还以画家独特的细腻笔法描绘了大明王朝的外交礼仪、使臣待遇、军事司法、宗教生活、杂技表演以及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情形,充分反映了永乐年间明王朝与帖木儿王朝的友好关系,展现了15世纪20年代丝绸之路东端贡赐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繁荣。

陈诚西使及洪永之际明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

陈诚西使是 1 5世纪初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但至今仍存在不少隐匿不清的问题。本文根据近年新发现的陈诚自述材料 ,对陈诚西使的次数、时间、活动等问题作了系统论述 ,并对所涉洪武。

猛哥帖木儿与朝鲜关系述略

从顺事朝鲜到游离于明廷与朝鲜之间 ,猛哥帖木儿与朝鲜的关系也从和睦走向分裂。在明朝全面经营女真地区以前 ,猛哥帖木儿接受朝鲜赐与的印信官职 ,并通过互市、朝贡等方式密切双方关系。明设建州卫后 ,猛哥帖木儿兼受明与朝鲜的官职 ,但关系的重心已转移到明廷方面 ,这使朝鲜通过招抚猛哥帖木儿等部进而向北扩充领土的意图受到遏制。对此 ,朝鲜一面极力笼络猛哥帖木儿 ;一面又恐其壮大 ,不时地予以经济上的压制和军事上的打击。加之建州卫、毛怜卫及建州左卫所部女真人常常寇掠朝鲜边境 ,致使双方关系不断恶化 。

明与中亚帖木儿帝国的礼仪往来

礼仪往来,从形式看是受访国对来访使臣的尊重,实质上是其向使臣展示其国力和文化的过程。明与中亚帖木儿帝国接待使臣的礼仪在程序上有相似性,对来访使臣的习俗一般都予以尊重,这表明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国际交往的礼仪可能已形成惯例。但明朝更强调其大国地位,视帖木儿帝国为其蕃国,要求其来华使臣行蕃国来朝之礼,对其使臣索物无止的无礼行为予以迁就,以显示并申明明朝中国是大国礼仪之邦。

论帖木儿帝国的政治统治

帖木儿帝国(1370—1507年)在其130多年的统治中,成功采取了多种手段维持社会稳定。帖木儿帝国采取的统治制度有以下特点:一,在察合台汗系最高统治者之下,设置了有效的中央和地方行政和司法机构;二,建立军事管理机构以强化帝国的军事力量。以上措施和政策保证了帝国的统治。

买的里八剌与脱古思帖木儿

北元—蒙古第二位皇帝脱古思帖木儿究竟为何人,学界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第一位皇帝爱猷识理达腊之子,即曾被明朝俘虏后又被送回的买的里八剌,一是爱猷识理达腊之弟,即元末帝惠宗(顺帝)妥贴睦尔之子。本文考证应为爱猷识理达腊之子买的里八剌,希望进一步解决这一长期搅扰不清的问题。

仁宣时期明朝与帖木儿王朝的朝贡贸易

明仁宗、宣宗在位期间,采取了宽松治国、息兵养民的政策,施行"恤民之政",取代了明初以来的严猛政治。同时,其对外政策也由紧张、严急而趋向平稳、宽松。在与帖木儿王朝的双边关系中,明朝坚持"厚赐"来贡使臣,并派遣使臣回访。双边关系友好密切,朝贡贸易往来频繁,极大地促进了明朝与帖木儿王朝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明初“月鲁帖木儿之乱”原因探析

"月鲁帖木儿之乱"是明初四川建昌等地爆发的一场较大的叛乱,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月鲁帖木儿对明朝给予的权利不满,导致其最终选择发动叛乱;二是西番土官为反抗明朝边略的压制而跟随月鲁帖木儿反叛;三是卫所设置侵害到当地各族民众土地等利益,导致其广泛参与叛乱。"月鲁帖木儿之乱"并非个人问题,而是当地不同阶层为各自利益所驱动的一次共同反叛事件。

论帖木儿帝国的社会经济

帖木儿帝国在130多年的统治中,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促进了中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以及城市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中亚游牧的蒙古人在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发生变化,最终与当地居民融合。

洪武永乐时期明朝与帖木儿帝国外交关系新探--从大国争衡到平等合作

帖木儿帝国初期帖木儿曾短暂地向朱元璋纳贡称臣,随着帖木儿统治的巩固,他不仅断绝了这种不平等的朝贡关系,还试图发动东征征服明王朝。朱棣即位之后,曾试图重新恢复明帖之间的朝贡关系,沙哈鲁则希望与明朝建立平等友好的伙伴关系,实力决定外交,朱棣最终接受了沙哈鲁的立场。明帖两国平等外交关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为了维护明朝天朝上国的形象,明代史籍将明帖平等的外交关系描述为不平等的朝贡关系。

从“帖木儿现象”谈起——论克里斯托弗·马洛对中世纪英国戏剧的扬弃

彼得·贝雷克指出,从1587年到1593年间,仅英国剧场中流传下来的38部戏剧作品中,就有10部作品"明显地受到《帖木儿》的影响"。帕克.霍南把该剧取得的巨大成就称为"帖木儿现象"。马洛的作品之所以引起了英国戏剧革命性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它打破了中世纪英国戏剧的创作模式,另一方面,是因为脱胎于宗教剧和道德剧的马洛戏剧不可避免地带有中世纪戏剧的思想和结构特征。

徐达与扩廓帖木儿关系研究

徐达和扩廓帖木儿斗智斗勇,历时达十年之久。他们的争斗并非为了个人恩怨,其结果不仅影响到彼此的政治前程,而且也直接关系到他们所代表的两个敌对的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与生死存亡。决定徐达胜多败少、扩廓帖木儿胜少败多的种种因素,也是元亡而明兴的重要原因。

浅析《帖木儿大帝》的人文主义

《帖木儿大帝》是马洛的第一个剧本,马洛作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优秀文学家,在英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其剧本在思想深度、结构特点以及人物塑造上都具有突出的优势,剧本的故事情节也能给人以启迪.从剧本的人文主义来看,《帖木儿大帝》中的人文思想别具一格,这与莎士比亚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思想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一剧本中的人文主义更加具有叛逆色彩,更加强调个性解放,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剧本中的主人公帖木儿就是作家笔下的勇士,他敢于征服世界,也敢于超越极限.研究这一剧本中的人文主义,对于进一步把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想,了解当时人们的内心状态是具有一定作用的.

《剑桥中国明代史》中的一处人名讹误——辑考《元史》之外同名异人的孛罗帖木儿

《剑桥中国明代史》将皇后之父孛罗帖木儿与川系军阀孛罗帖木儿混为一人,进而得出的结论也是有瑕疵的。清人汪辉祖曾经统计《元史》之中共有十六个同名异人的孛罗帖木儿,其实在《元史》之外尚有十个同名异人的孛罗帖木儿。这些同名异人的孛罗帖木儿来自不同的氏族和阶层,他们几乎贯穿了有元一代。弄清这些孛罗帖木儿对于解读元代历史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