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敢窥群策,悲秋自楚人”——吴国伦对宋玉悲秋主题的承继与发展探微

吴国伦晚年里居楚地,深受楚地文风浸染,且与宋玉有着相似的人格气质及仕途遭际,因此在创作中大量接受了宋玉《九辩》及其他作品,尤其宋玉开创的悲秋主题引起吴国伦强烈的情感共鸣。吴国伦汲取了宋玉辞赋的创作特色,继承宋玉的悲秋主题,表达身世之感、宦游之思、生命之叹、家国之忧等多重情感内涵。他在感伤的基调上融入了乐秋的情怀,表现出不同于宋玉的悲秋态度,是悲秋主题的拓展与深化。

明代吴国伦文集中的兴国州民俗书写

吴国伦书写的建筑民俗中,兴国民居伴竹而筑,开拓诗意审美空间;兴国寺观繁多,灾后积极重建寺观,经费源于全州捐献,为受灾州人提供工作机会。交通民俗书写中,兴国人出行多为舟船,舟可供游乐,也可参与劳动生产;兴国人为方便出行架桥,充分考虑对自然生态影响。丧葬民俗书写中,兴国人有乐生乐死观念,生前做好后事准备,平静面对死亡;兴国人认为墓葬选址,影响后人运势,吴国伦在风水堪舆中,指出砥砺自我是最好的风水。

吴国伦诗文集版本考释

吴国伦在后"七子"中享有盛名,其诗文集《甔甀洞稿》、《甔甀洞续稿》曾多次刊刻,因卷数多、版本复杂,故历来述者或失之笼统,或失之讹误,故此,有必要对其诗文集版本情况予以考察。

论吴国伦的乐府诗创作

吴国伦是明"后七子"的重要成员,入社后推崇复古理论。其遍布各地的宦游经历及归田后的人生体验使他的诗歌能够反映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也促使他及时反省文学创作理论,突破复古束缚,推崇性情,汲取民歌营养,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深入研究其乐府诗创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的转变。

孙应鳌与谢榛、王世贞、吴国伦的诗歌酬答

明代贵州诗人孙应鳌与"后七子"巨擘谢榛、王世贞、吴国伦交往密切,诗歌酬唱不断。他的诗学观点与其诗歌创作相一致,尊古而不拟古,言志抒情,妙先超悟,一空依傍,在复古拟古诗风盛行的明代诗坛上卓然自立,自成一家。

吴国伦年寿及王世贞卒年辨正

吴国伦年寿目前存有四种说法,李维桢、谈迁所载吴国伦卒年皆为万历二十一年,因此,确定吴国伦年寿主要需考证其生年。从吴国伦作品中寻找内证,并通过与李维桢所载生年对照,以此判断李氏所载是否准确,进而判断吴国伦年寿。王世贞较吴国伦早卒,但目前王世贞卒年也存几说,考证吴国伦年寿不能忽略王世贞卒年,只有考证出王世贞较为准确的卒年,才能更确切判断吴国伦年寿。

吴国伦七言古诗的个性特征与诗史笔法分析

吴国伦作为"后七子"重要成员,他力图通过创作来实践复古理论。其七言古诗的创作在语言和范式上向汉魏盛唐学习的同时表现出强烈的个性特征,内容上突破了歌行体多用于宴饮赠别、吟咏风物的局限,继承"诗史"笔法,多角度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开拓了这一体裁的表现范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研究其七言古诗创作有助于加深对吴国伦本人和复古派在创作体裁和题材结合运用方面的理解。

从文化视野角度分析吴国伦诗文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吴国伦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也是明代"后七子"的重要代表,他在明代积极从事各种活动,尤其是在明中期的文学复古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文学复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另外,他也积极与各地的文人之间进行交流,他和吴楚两地的文人之间的联系尤为密切。吴国伦在文学上的成就十分突出,一方面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大量的作品,并且其诗歌创作有着其特色,另一方面在散文方面,吴国伦的贡献也是不容小觑的,通过诗歌和散文的创作,吴国伦也逐渐形成了自己在文学上的思想,在文学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虽然吴国伦在文学史上成就卓著,但目前关于吴国伦诗文的研究成果还较少,从文化视野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文章则更少,本文拟从文化视野的角度分析吴国伦诗文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介绍:一是吴国伦及其诗文的基本概况;二是吴国伦诗文的主要贡献;三是吴国伦诗文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吴国伦和他的《重订才子杂字》

明代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其籍贯自来说法歧异。其著作《重订才子杂字》亦不见于著录。本文以地方史志资料与吴氏著作相印证,说明吴氏确为湖北兴国(今阳新)人;在论定《重订才子杂字》属于吴氏著作的前提下,本文更指出了该书对《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幼学故事琼林》等书的编撰产生过实质性影响,实开近代蒙学新书的先河,对于明代社会现实也具有认识意义。

兴诗教于白鹿洞书院的吴国伦

明代后七子之一吴国伦因得罪严嵩而遭贬谪,入主白鹿洞书院。道义与挫折,使他将悲情灌注于诗歌之中,对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成为别具一格的"诗教"。

吴国伦生平及文学复古

作为七子派殿军,吴国伦在其创作和理论上都取得了不斐的成就。文章考察了吴国伦生平及其创作,认为其文学复古并不是贯彻始终的,而是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转变,学界对吴国伦应有再认识。

吴国伦年谱简编

作为后七子殿军的吴国伦 ,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 ,为明代中后期诗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 ,后世文学史著作在谈到后七子时 ,多对其略而不论 ,甚至以其拟古过苛为诟病 ,以至对吴国伦的研究仍是一个盲点。本文着眼其一生行实 ,作以简编 ,以求管中窥豹 ,引为学者们所注意。

拟形与再造——论吴国伦的乐府诗

明代吴国伦以左克明《古乐府》为底本,将乐府题目系统拟写一遍,存世作品300多首。由于模仿过甚,其乐府诗受人诟病,其实吴氏拟写乐府诗带有投机和功利的目的,通过"拟形"学习早期经典诗歌本文的"格调"及技巧。他对"铙歌""相和歌"等部类的拟写,主要是模仿或复制音乐痕迹,借鉴和袭用语词,偶尔也有所改造。但对"清商曲"的拟写费劲心思,佳作颇多。"杂拟"部分因没有明确的摹拟对象,故发挥的成份更多一些。吴国伦在拟写"古歌谣"的基础上,自作"杂歌谣",联系时事,称赞地方官吏,表现出较高的创造性。研究吴国伦的乐府诗,应改换传统思路,重点看他如何接受和改造乐府诗经典文本。

“七子派中的第四次论争——李攀龙与吴国伦之争”考辨——与陈书录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1989年第9期刊登的陈书录同志的《“宏襟宇而发其情”——明代前后七子自赎性反思散点的聚焦》(以下简称“陈文”),是篇卓有见地的文章,但美中不足的是所言李攀龙等人“黜(谢)榛而进武昌吴国伦”之后,“不久又引起了七子派中的第四次论争——李攀龙与吴国伦之争”,有悖于史实。“陈文”谓:“早年的王世贞与宗臣也参预其中,并成为李攀龙攻击吴国伦的左右手……在李吴之争中,李攀龙、宗臣等人指责‘明卿(吴国伦)亡赖’。”这就是说:①发生在李攀龙等人“黜(谢)榛而进武昌吴国伦”之后的这场论争,曾持续了较长的时间;②这场论争的初期,王世贞、宗臣曾站在李攀龙一边,攻击吴国伦;③李攀龙、

吴国伦与“后七子”交游考

吴国伦早年入诗社,与李攀龙、宗臣、王世贞、徐中行、梁有誉、谢榛并称"后七子",彼此之间文酒诗会,相互唱和,留下许多珍贵的诗文著作。以吴国伦为研究对象,简要考述他与"后七子"成员的交游经历,展示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文学才华。

“宏襟宇而发其才情”——吴国伦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的互补

作为明代前后七子中殿军的吴国伦，在对拟古主义的自赎中孕育出一个新的理论范畴——“宏襟宇而发其才情”。这在对性灵与格调、学识与才情、生活体验与审美解悟、雅文学与俗文化等关系的处理上，颇有朴素的唯物论与艺术辩证法。与此理论形成互补的，是吴国论有关忧国忧民、民间恋歌、风俗民情等类的诗歌创作，尤其是他将资本主义萌芽及商品意识渗透到自己的诗文创作之中，在雅文化的夹缝中培育出俗美学的新苗，为“宏襟宇而发其才情”补充了新的内涵，拓展了新的天地。

吴国伦里籍辨正

吴国伦，明后七子代表作家。《明史》文苑有传，其略云：“吴国伦，字明卿，兴国人。由中书舍人擢兵科给事中。杨继盛死，倡众赙送，忤严嵩，假他事谪江西按察司知事，量移南康推官，调归德。居二岁，弃去。嵩败，起建宁同知，累迁河南左参政。～大计罢归。国伦才气横放，好客轻财。归田后，声名籍甚，求名之士不东走太仓，则西走兴国。万历时，世贞既没，国伦犹无恙，在七子中最为老寿。”国伦早年为李攀龙推赏，归田后影响几与王世贞相埒，可见其在明中后期文坛占有重要地位。

田九龄的“时调”:明代土家族文学融入主流文学的表征

田舜年以为田九龄诗沾染时调而选刊,严首升也以为其间落时蹊、未去陈言。二人论诗重视真性情的自然抒发,受到明清之际批判前后七子文学复古思想的影响。在二人看来,田九龄的"时调"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作诗仅限汉魏盛唐,二是拟古,三是应酬之作较多。如果从民族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田九龄的"时调"是其融入主流文学的表征,是土家族、汉族文学交流的结果。因此其诗也得到了吴国伦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