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学”因缘——吴天任及其《杨惺吾先生年谱》

《杨惺吾先生年谱》是香港已故学界名宿吴天任的手笔,谱主则是清末民初的舆地、金石、目录学大家杨守敬。《杨惺吾先生年谱》围绕《水经注疏》这个学术核心,在《邻苏老人年谱》的基础上,对谱主的事迹做了大量的增订,对近世“郦学”的重要事件亦做了详细辑录,并对疏校《水经注》的多宗学术公案进行了讨论。

铭刻在光影中的黄土精神——吴天明电影中的“人”“家”“国”

黄土精神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关注。其电影从塑造具有黄土气息的平凡个体开始,刻画的主角形象都拥有纯朴、勤劳、无私奉献等与黄土精神相应的品质;其电影由人深入亲情与家国世界,分别体现为电影中与“家”相联系的牺牲精神、故土情结,与“国”相联系的忧国情怀、传统家国理念,这些是其电影在亲情与家国世界中呈现的黄土精神。吴天明电影中对黄土精神的呼唤,代表其对传统文化的追寻与挽救,对当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吴天明电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观念融入电影艺术,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电影会对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传统文化在中国电影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国电影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视听表现,两者相互作用,便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提起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电影,就不得不提起一个对中国电影做出巨大贡献的导演——吴天明。

从经验到象征——论吴天明电影艺术观念的转变

在吴天明导演的电影中,尤其是《人生》和《老井》,我们可以看出吴天明在艺术观念上发生某种演变的轨迹,即从经验性写作到象征性写作的转变,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到某种具有现代性的艺术观念的迁移。这一艺术观念的迁移,隐含着吴天明的艺术观在"为人民"和"为艺术"之间的矛盾与抉择。《老井》在国际和国内的成功,预示着走向市场、走向形式奇观和精英话语特征的中国电影,已经具备了成熟的生存环境,这可以说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一个富有意味的启示。

曹禺改编巴金《家》的心态探析——兼论吴天版《家》的得失

巴金的代表作《家》，在1940、1942年先后被吴天和曹禺改编成同名话剧。吴天版的《家》忠实于原著．在上海沦陷区上演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曹禺出于感激回报的创作心理去改编好友巴金的作品．却令人费解地抒写起了自己的情感困惑和体验。为此．他对巴金心存愧疚．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巴金却予以充分地理解和体谅。

下潜创作之源——吴天明访谈录

访过吴天明,很难想象他已到63岁的年龄。激情燃烧着的他,让你感受到的是热血甚至是青春的涌动。18年前看他的《人生》、15年前看他的《老井》,让你触摸到导演对黄土高原的深爱和痴情;今天谈起《首席执行官》,让你直觉到他对海尔的热恋,吴天明始终下潜到现实之河深处,全身心地体验江水的漩涡和奔涌,现实永远是他的创作之源。

人文情怀与文化精神的嬗变——关于吴天明创作的时代性

基于一次制片人的意外下跪导致吴天明导演的艺术人文电影《百鸟朝凤》票房激增,导引出人们对第四代导演吴天明创作的关注。而由此引发的认知也似乎一边倒地倒向了关于对市场艺术良心丧失的批判。由一部电影的创作、发行引发的现象,超出了影片本身和超越对创作者本人的认识,而折射到电影的时代风习及对审美精神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艺术电影等相关问题。从时代印记来看,吴天明及其创作具有多重时代价值:作为创作者他无疑留下了厚重的电影作品,《人生》《老井》《变脸》成为其创作的优秀代表;作为管理者,他就任西影厂长期间,对于青年电影人的打破常规的提携支持,促发了第五代电影人异军突起,对于电影的时代转变功不可没。但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创作既是人文情怀的深入表现者,也是文化精神在时代嬗变中所产生的不同社会反响的验证者。我们要感谢《百鸟朝凤》让市场人文精神的缺失性和影片潜藏意味得到双重呈现,也不能不指出"下跪"这样的意外不能成为常态。常态的艺术人文感知传达应该在于使受众的文化见识自然拥有成为品性,和使保持艺术创作精神内核基础上的适应时代大众的观影需求成为习惯。

中国电影的吴天明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

唢呐曲《百鸟朝凤》在吴天明电影遗作中的多重隐喻

唢呐曲《百鸟朝凤》是吴天明电影遗作《百鸟朝凤》中的核心意象,其对传统文化、农耕文化、精英文化等的多重隐喻,承载了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杰出代表的吴天明对民间传统技艺传承、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思考,对电影创作的理想主义、艺术担当的坚守,以及对现代文化、西方文化、商业文化、大众娱乐文化的反思乃至批判。

大家绝唱,影坛遗响:《百鸟朝凤》与吴天明的导演艺术

2016年5月12日下午，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以及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与创作与评论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第二十次“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活动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434会议室举行。沙龙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教授、副院长兼副书记唐金楠老师以及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张卫老师共同策划、主持。

以“父”之名——论吴天明电影中父亲形象的能指作用

在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中,“父亲”长期以来都是权威、规范、理性的代名词。文艺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大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门人,是民族精神与权力体系的典型代表。吴天明在电影作品中塑造了诸多的父亲形象,在这些典型人物的背后蕴藏着民族文化的精神风貌。对于这些典型形象身上所凝聚的文化指归,作为导演的吴天明有赞美、有反思、有批判、有颠覆。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能指,这些父亲形象身上投射着不同时代背景下民族心理的共振与嬗变。

论吴天明《百鸟朝凤》的文化叙事冲突

吴天明导演遗作《百鸟朝凤》呈现了传统文化——唢呐曲艺在新时期面临的文化矛盾和传承危机。影片以丰富的情感叙述来展现传统曲艺唢呐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并从道德冲突的角度揭示了中华礼乐文化失落的根本原因:农耕文明的衰落。影片同时表现了吴天明导演在票房与艺术之间的悲壮选择。影片本身的命运与片中人物及唢呐的命运相互隐喻,深刻地传达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传统叙事的坚守与现代美学风格的探索——兼论吴天明电影作品的历史地位

2014年3月4日，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第五代导演的“教父”、原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因心肌梗塞突然离世，引起业内震惊。吴天明的电影作品虽然不多，但是他的创作贯穿于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电影艺术观念革新的进程中。对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变革和创新，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吴天明电影独特的美学倾向

每一个成功的电影创作人都有独特的创作风格。作为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吴天明在电影创作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美学倾向。吴天明电影作品独特的美学倾向主要表现在冷峻的现实主义和鲜明的西部特色上。吴天明独特的美学倾向对中国的电影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回归艺术与文化本体——吴天戈电视电影导演分析

当我第二次联系上海导演吴天戈的时候，恰逢他来京，更为幸运的是当天下午他正好有段空暇，于是爽快地应允了我的采访。

吴天明的爱情三部曲

吴天明一生拍摄的电影并不多,有三部尤为突出。《没有航标的河流》(1982年)、《人生》(1983年)和《老井》(1986年)。在这三部农村题材的影片中,吴天明通过对爱情的描写深切地传达了对国家历史和民族命运的反思和关注。爱情是人生中最为美好的情感经历,而爱情背后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爱情毁灭的背后,是灾难深重的国家历史,是梦想与现实的艰难抉择,亦是不得不面对的生存境遇。

吴天明电影创作中现代美学与时代的共鸣

导演吴天明对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他的电影作品中不仅有着传统叙事手法的运用,更有着对现代美学风格的学习与渗透,从追求与歌颂中国传统之美,到现代美学风格的蜕变,之后又回归到中国传统叙事之中,他的作品饱含着中国传统经验和文化积淀,能够在发扬中国传统叙事手法的基础上再创新,也勇于革新。可以说,吴天明用他的电影实现了与时代的和谐共鸣,而他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吴天明的艺术理想:“土地”之灵

吴天明清醒地知道传统思想和现代文化的矛盾,在表达人物在这种矛盾中苦痛挣扎的时候,其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悲情艺术。而当吴天明终究难以逃脱影响他已久的传统文化之时,他往往用陈旧的判断标准来处理人和事,这又使他的创作理念相对守旧。他灵魂深处信奉的"土地",既为他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和动力,同时又禁锢了他的精神解放步伐。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吴天明这一代艺术家的创作中,革命的民间文化哺育了他们,成就了他们的艺术理想,也将伴随他们的一生。

空间移植、叙事重构与文化共振——《百鸟朝凤》中肖江虹与吴天明的艺术表达探微

法国高等电影学院教授艾·菲兹利埃曾言：＂一提到文学带给电影的好处,首先就会想到改编。＂[1]根据贵州青年作家肖江虹同名小说改编,已故著名导演吴天明执导的电影《百鸟朝凤》因为制片人方励的＂下跪＂事件引发热议,从而将一起个体性事件引入影视剧作的艺术追求、现实走向、营销策略等问题的价值深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关于民俗文化与商业文化、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理论反思。可以肯定的是,从小说到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