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吴宗慈在庐山的藏书活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吴宗慈为了编纂《庐山志》,大力搜集庐山文献,为山志的编纂提供了资料保障。文章通过对吴宗慈在庐山藏书活动的记述,反映其编纂《庐山志》的缘起及经过,表彰其保存文献的贡献。

从《系年私录》看吴宗慈与辛亥革命

吴宗慈是江西辛亥革命史上比较关键的人物;他具有新学思想;曾致力于新闻事业,为辛亥革命大造舆论;参加护法运动,出使滇州,奔走四方;编撰《中华民国宪法史》;从事史学研究工作,为江西辛亥革命史和江西地方史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献材料。

“觇文化之变迁,知世运之迁嬗”——《方志学大家吴宗慈》的叙述脉络及特点

《方志学大家吴宗慈》一书,详细考察叙述了吴宗慈的生平与治学思想,并以大量篇幅对其所修《庐山志》《庐山续志稿》《江西通志稿》做了分析论述,既丰富了吴宗慈的相关研究,也是一项江西地方文献保护工作的优秀成果,填补了学界对于江西方志研究的空缺。

论吴宗慈的随文起例

随文起例观点自古有之,并非吴宗慈首创。笔者分析和讨论吴宗慈在《修志丛论·论体例》中提及的随文起例,是因为吴氏观点在于强调修志过程中要根据编纂主旨,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地对已有凡例进行变动和改进,其实质是例由义起。这对现代志书编修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本文认为:随文起例并非主张在志书编纂完成后再按其内容制定凡例;吴宗慈认为凡例仅定其荦荦大端的观点值得商榷;要注意确保凡例制定后的稳定性。

吴宗慈总纂《江西通志稿》与近代方志文化的构建

吴宗慈于抗日战争时期临危受命,担任江西通志馆筹备委员会主任,主持通志馆创办工作。江西通志馆成立后,吴宗慈作为馆长兼志书总纂,克服抗战时局动荡和战后社会经济凋敝的重重困境,以制度建设保障修志工作的正常开展,以讲求"方志之有实体效用"促进方志体例创新,并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构建近代方志文化的内涵与价值,有力推动了近代方志的转型与发展。

《庐山志》所载佛教人物辨误

吴宗慈编撰的《庐山志》是研究庐山文化的重要文献,文章对《庐山志》中有关佛教人物的部分资料进行了梳理和辨析。

庐山道教文化概述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文化,一旦与名山胜地相结合,更加显示出它独具的风格.庐山在道教史上称为三十六洞天的第八洞天,(《云芨七签》卷二十七)道教所谓的洞天乃上天遗群仙统治之处.由此可见,庐山在道教史上的地位与道徒们对庐山的推崇.庐山得名主要有三说,每说均与道教相关.一是因周初匡俗在此结庐寻仙求道,后登仙而去,山故名匡山或匡阜;二是西周早期方辅与李聃骑驴入山修仙炼丹,后得道,仙去唯庐独存,故得名庐山或辅山;三是说匡俗为西汉初人,因其父助刘邦夺天下有功而封越庐君,匡俗兄弟七人不愿为官,结庐山中修炼寻道,人们于是称此山为庐山或匡庐.以上诸说虽为神话,但至少可以说明,先于道教的存在而存在的庐山,其得名以及被人们所认识,是与道士、方术之人以及神仙家们最早来山活动分不开的.庐山的文化与道教有着深刻联系.也可以说,庐山文化是以道教文化为起点,然后才得以开发和被人们所认识的.

陈三立诗歌散论

一、关于陈三立的生平及思想 陈三立(1852—1936),字伯严,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早年曾助其父在湖南创立新政。戊戌变法后,他父亲因举荐“戊戌变法六君子”中的刘光弟、杨锐被劾,父子两人永不得叙用,此后他终生未再进入官场。陈宝箴病逝西山(又名散原山)后,他移居金陵。

南京国民政府对《清史稿》的审查及其社会因应

南京国民政府查禁《清史稿》是民国史上一桩有名的公案,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议。容庚等争议者反对国民政府对《清史稿》的禁售政策,甚至因此质疑国民政府的威望。这些争议促使国民政府重新组织了对《清史稿》的审查,以期弥合政府与社会、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分歧。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前期的《清史稿》审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党史会主任邵元冲则是后期审查修订的负责人。但是,他们的审查计划都没有对《清史稿》解禁产生实际影响,反而引发了更多争论。对《清史稿》的审查和争论不完全是学术的,其中既有清末革命党人历史记忆的持续影响,也存在与现实政治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