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入宪探析——从“吴氏宪草”到《中华民国宪法》

1933年吴经熊以个人名义发表《吴经熊氏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其中的第一条规定,引起了争议。①1936年公布的"五五宪草"中该条并未作任何改动,再次招致激烈批评。耽于抗战,该草案未正式通过。1946年重新修订宪草时,经过多方角力,最后达成妥协,该条更改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宪草第一条所引起的争议以及最后的改动反映了各党派以自身立场为出发点的利益考量,也折射出社会各界对民主宪政的普遍期待以及对防止重蹈专制独裁之路的高度警觉,同时还体现了时人对国民党党治的不满以及对三民主义的不信任。

吴经熊对国民党政府宪政体制的设计——以《吴氏宪草》为例

1931年"九一八"事变促进了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各阶层要求国民党当局结束训政,实行民主宪政。民国时期法学家吴经熊立足这一背景,积极对国民党政府宪政体制的规划贡献自己的力量,《吴氏宪草》则集中体现了吴经熊对国民党政府宪政体制的设计。吴经熊对宪政体制的设计,是对中国的民主政治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框架性构想,尽管国民党没有完全采纳其意见,但是他对中国民主政治进行的探索是有积极作用的。

论“吴氏宪草”

吴经熊是近代中国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起草的"吴氏宪草"也素有争议。"吴氏宪草"中规定了广泛的基本权利,但也同时规定,为了实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凌驾在这些权利之上。这种对待公民自由问题所采取的处理方式,既不是为了巩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业已掌握的专权,也不是机械移植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基本权利模式。在民国时期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深入了解吴经熊的人生经历和专业履历,"吴氏宪草"在公民自由问题上所采取的处理方式,反映了特定语境下的利益权衡,是在其他利益之上优先考虑某些国家利益的有意为之。吴经熊可能也对公民自由问题忧心如焚,但相比之下,加强国家安全和改造中国的法律文化更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