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及其不满”——再解读吴组缃《菉竹山房》

以新文学史观作为主导话语与研究范式的现当代文学学界,在对20世纪30年代青年小说家吴组缃作品的主流评价里,《菉竹山房》只是他批判“封建礼教与家族制度吃人”的阶段性成果,优点是在其创作序列中最具诗性。本文试图从小说技法、叙事意图、讽刺力度等不同层面,追究作者对自身创作的不满情绪与作品审美肌理之间的隐秘关联,以窥探30年代典型作家之非典型纠缠面相,发觉或被遮蔽的真正文学价值。

论吴组缃小说的悲剧书写

目的:文章旨在研究吴组缃作品以平淡清浅笔调书写深沉厚重悲剧的叙事艺术。方法:从叙述者、叙事语言和叙事结构等多个方面出发,深入分析吴组缃小说的悲剧书写。结果:吴组缃常选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以冷漠或平淡的叙述口吻讲述故事,擅长使用掩藏尖锐矛盾的平淡语言,采用平静中生波澜的叙事结构和悲喜融合对比的手法来凸显悲剧,形成批判。结论:吴组缃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家,其小说独具匠心,在求新的基础上保持稳健,表现出了圆熟的技巧,这也得益于其高超的叙事策略。吴组缃善用白描手法配合短句,糅合民间语言与文人语言,通过平淡清浅的叙事积蓄力量,在故事的结尾轻点饱含苦难与悲情的一笔,透露出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其小说的悲剧书写具有含褒贬情感于直观叙事中的春秋笔法风采,对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吴组缃自小接触传统文化,全面且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古典文学知识,传统文化影响了其个性气质,孜孜不倦的艺术探寻和创新精神成就了吴组缃,使其小说极具艺术魅力。

关于《春蚕》评价的通信——从吴组缃和余连祥的分歧说起

解老师： 您好! 我看到您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今年第4期上余连祥先生的文章《稍叶——吴组缃先生不了解的一种蚕乡习俗》了。一开始觉得还不错，他下了那么大的工夫，部分解决了“稍叶”问题。论文做到这个程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可是看到“编后记”里对这篇文章进行了重点推介，我又觉得这篇论文的某些硬伤可能还没有被指出来，想和您闲谈一下。

恋乡情绪 社会剖析 文化审视——论吴组缃的小说创作

吴组缃从皖南山村走出，可他的笔又回到了皖南山村。他初期怀着恋乡情绪描绘皖南农村社会生活，对那里的乡民们尤其是妇女们的悲剧命运寄予深厚的同情；３０年代中期，他以深刻的社会剖析意识，将人心的变动与社会的变动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绘制了一幅幅皖南农村社会迅速衰败的动态画卷；４０年代，又以独特的文化审视，揭示了农民文化思想、民族性格成长的曲折、艰难历程。

老舍、吴组缃与“抗战人名诗”——老舍致吴组缃七封信考释,兼谈人名诗的唱和

新发现的老舍、王冶秋等作家的书信、吴组缃的手稿和相关文献资料说明，1940年代发生于重庆文坛上的人名诗写作活动有一个发展过程，并在1941年4月达到高潮。这一诗歌写作活动是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特殊历史境遇中，现代作家吁求团结抗战的一次发自内心的情感抒发，也是作家文学交游中的一次才华展示。现代作家人名诗的写作，使得近体诗中的这种特殊诗体，在中华民族抗战的时代，生发出新的光彩。

从《鸭嘴涝》到《山洪》的版本修改演化看吴组缃文学思想的发展

吴组缃的长篇小说《鸭嘴涝》于1943年3月初版,1946 年5月重版改名《山洪》,建国初期修改至1982年出版修改本《山洪》,其版本计有三种。从《鸭嘴涝》到《山洪》的版本的修改变化, 可以看出吴组缃文学思想的发展:他既有受当时政治文化思想影响而发生变化的一面,又有对原稿的重要的思想倾向“还它本来面目”的历史态度和坚守小说艺术精神的执拗的一面。

吴组缃小说的叙述艺术

吴组缃小说多选择第一人称叙述,通过"我"的多重角色,变换叙述视角展开文本叙事,从而增强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以冷静但不冷漠的叙述模式展现客观现实,尤其是技法圆熟的速写,更是借"缩影"来显示社会生活的全貌,形成其小说精确、细密,又蕴涵巨大情绪力量的叙事风格,让读者领略文本更深层次的蕴意。

台静农、吴组缃乡土小说的地域书写探析

对于台静农、吴组缃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学界着力研究地域文化与两人文本之间的对应关系,以解读作家文本中的地域文化元素为主,文章通过研究两人与鲁迅的关系、与时代思潮的关系,探析台静农、吴组缃地域书写的形成与发展演变特色,进而研究安徽作家地域书写的文学价值。

重新读解吴组缃

本文对吴组缃30年代的小说重新读解,在深入剖析的基础上着重总结他小说的整体风格特点,并分析形成这些风格特点的主要因素;认为吴组缃的文学成就和艺术品味完全够得上同时代“第一流小说家”的称号,给学术界深入研究吴组缃作一点铺垫。

吴组缃笔下的鲁迅先生

吴组缃（1908—1994），著名现代作家、学者和教育家，安徽泾县茂林村人。少年时期就开始在进步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由于酷爱文学，次年转人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在清华研究院继续学习。30年代，创作了《黄昏》、《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菜竹山房》等力作。

吴组缃小说技巧略论

文章认为吴组缃对小说创作技巧的运用非常精湛 ,尤其是在小说的形态方面、在小说的戏剧化中对“对白”艺术的运用方面等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

论吴组缃对女性命运的思考

吴组缃在创作中融入了自己对女性悲剧命运独特而深刻的思考。他指出了封建婚姻制度和宗法家族观念对女性人性的戕害,思考了知识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在剖析农村社会现状时,给与农村底层女性特别关注,指出女性不仅与男性一样受经济和阶级的压迫,还受父权制等级观念的压迫。吴组缃同情受迫害的女性,谴责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歌颂敢于反抗的底层女性,颠覆父权制等级观念。吴组缃与"五四"及30年代女作家一起,推动了女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

吴组缃小说的悲剧艺术

本文探讨吴组缃小说悲剧特点的来龙去脉,着重选取吴组缃三十年代颇有代表性的几篇小说,从结构、人物、情节、结尾等多方面进行深入剖析,认为吴组缃高超的悲剧艺术完全能跻身同时代第一流小说作家之列,以期引起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界对吴组缃作品研究的重视。

鲁迅与吴组缃

鲁迅和吴组缃在创作时都把笔触伸向了普通民众可怜而可哀的生活,重点描绘了下层劳动群众和女性的悲惨处境,在他们身上投下了历史和现实的浓重阴影。他们不仅表达了反封建的思想主题,还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性,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有性格深度的人物形象,创造了一个阴暗而又敞亮的文学世界。而在艺术层面上,鲁迅和吴组缃的创作共同体现出悲悯的美学风格,打破了古代叙事性文学作品中普遍流行的大团圆结局;两人深厚的国学根底和对西方文学的熟谙,又使他们的创作体现出融会中西的广阔视野。

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界对吴组缃小说的接受

相当长一段时期,吴组缃未受到文学研究界的重视,这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界对于吴组缃小说的接受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文学界对于吴组缃小说接受态度存在着分歧——一方面,以宋之的和李长之为代表的批评家肯定了吴组缃的写实手法,另一方面茅盾受政治倾向的影响对吴组缃的小说产生了"纯客观"的误读。在这分歧中,茅盾的"纯客观"误读占主导地位,这导致了"十七年"间的文学研究者对于吴组缃小说的误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之后,随着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传入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学界对于吴组缃的误读误判才被纠正。吴组缃的小说具有较高的现实主义成就,这一论断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

浅析吴组缃小说中的女性人性特征

"五四"之后,新文艺领域中妇女解放的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大课题。对其进行研究是时代的需要,更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愿望与诉求。文章通过作品人物分析,表现一系列人物形象,进而对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戕害进行揭露。

论吴组缃小说的审美意蕴——兼与夏志清先生商榷

深厚的中西文学素养及儿时乡村生活经历使吴组缃的创作在充分吸收以往小说优秀技巧的同时散发出浓烈的乡土气息。但因自身文化底蕴的缺乏,作者无法站在人类、人性高度俯视芸芸众生。这极大制约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深度。

论吴组缃的现实主义创作策略

侧面描写现实斗争以回避陌生题材,以貌似"客观主义"的叙事策略增强作品的客观真实性,辩证吸收化用西方"人物典型"理论进而提炼出"活的典型"这一创作观点,吴组缃由此巧妙捍卫了现实主义的尊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被理想化、浪漫化、概念化、类型化,沦为伪现实主义。

从“求同存异”到“渐行渐远”——胡风与吴组缃关系始末

在胡风长达八十余年的、波澜起伏的人生历程中，曾经有数以百计的文化精英在他的生活里进进出出，有的人来了又去了，有的人去了又来了，这些人和胡风一起，在20世纪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之下，上演了一幕幕的笑剧和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