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社会中的法律与人:吴虞家事争讼

20世纪初,四川知识人吴虞与其父吴兴杰的家庭纠纷引发了法庭争讼,清末审判庭在审判时以礼教为出发点,不严格遵照法律条文,社会对吴虞之挞伐亦依据礼教,这让吴虞极为不满。民国成立后,法律和社会观念改变,新的裁判结果依据法律作出,但吴兴杰不断申诉。“旧人”吴兴杰坚守着中国传统的礼教和宗法观念,但“新人”吴虞接受了新思想,受过西方法政教育,他们的观念和行为有巨大差异,对法律的理解亦完全不同,所以父子争讼得不到让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吴虞家事争讼案体现了清末民初变革社会中法律与礼教的冲突、“旧人”与“新人”的冲突,其内在原因是近代中国法律和社会转型都面临“古今中西之争”的难题。

《〈吴虞文录〉序》:误读与重释——以“‘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之说为中心

"‘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是胡适在《〈吴虞文录〉序》中对吴虞的评价。这一称号不仅与吴虞在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密切相关,而且一直被认为是"五四"时期所谓的"口号"——"打倒孔家店"的最初表述。然而,胡适的言说从一开始就被误解与误用,不仅阻碍了学界有效地认知吴虞,也不利于我们有效清理"打倒孔家店"这个谬传的"口号"与胡适、吴虞的关系。因此,重返序言诞生的历史语境,探究"‘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评说的真实含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胡适赋予吴虞的这个称号,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一样恰切,同是他深思熟虑后的经典言说。学界不应再把胡适或吴虞误指为"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的提出者。

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吴虞与民初四川思想界的演变

辛亥前后,四川的新派与旧派进行了激烈的争斗,双方的势力此消彼长,此盛彼衰,形成了拉锯战的格局。吴虞与各方新人物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反孔非儒",为此他们求同存异,同心协力,互相声援,加上青年学生的支持和一些旧派人物的逐渐趋新,新文化运动才得以在四川逐渐兴起、壮大。

再论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及其意义

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明显不够,且存在一定偏颇,值得重新审视。吴虞积极响应新文化运动,与其他新文化倡导者一道,通过撰写反孔文章,认为孔子不适合现代生活,并把批判的重点放在礼教,其真正意图是批判为复辟帝制服务的封建专制文化。但由于其反孔的重点和方法及所属文化阵营与他人不同,因而形成了独特的三位一体式反孔思想体系。此外,吴虞还与其他新文化倡导者一样,提倡女权。不同的是,吴虞大胆提倡妇女参与政治并与男子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更重要的是,吴虞还和其他新文化倡导者一样,投身报业、提倡并大胆尝试用白话文进行创作,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这一点,向来为研究者所忽略。但吴虞与其他新文化倡导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既重视白话,又不废文言。重新审视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清醒认识其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动机和性质,见出其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及之后作家创作的影响,并有助于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历史真实的揭示与发掘,还有助于启示当下的国民性改造、文化创新及女性参政现状的改善。

论“吴虞现象”

吴虞作为五四"反孔非孝"的英雄,一方面而受到历史的肯定,而另一方面,他又因写艳情诗、嫖妓等行为而受到历史的怀疑和否定,按照现代性的标准看这确实是一种相悖的行为。然而,历史人物之所以呈现出两面性,与我们判断个体生命与历史对话的价值立场有很大的关系。宏大而庄严的历史叙事往往省略了难以追溯、考证的形而下的动机。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宏大历史叙事对历史真实的一定程度的呈现,同时又要充分发掘被宏大历史叙事所忽略和遮蔽的历史,主要是个人体验的历史。

吴虞对儒家孝学说的批判

吴虞对儒家孝学说的批判邓星盈儒家最重伦理，凡儒学中人其学术无不以道德作根底。儒学Ｚ封建社会居于统治地位达二千余年，儒学所言伦理亦成为中国Ｉ代社会多数人所信奉的道德。所以，吴虞在《书某氏（社会恶２状况论）后》中痛疾地说，中国的道德风范，不过是儒家专制〕...

读《吴虞集》后所想到的

吴虞(1872—1949)是五四时期以打倒孔家店出名的。但过去的印象,是他后来回了四川老家,日趋保守以至堕落,完全失去当年的锐气与锋芒,成了一个封建文人。这种流言也不知从何而来,给人的印象却根深蒂固。近来读到赵清、郑城两同志整理的《吴虞集》,特别是他们所写的前言,才恍然大悟。赵郑两同志经过认真调查和实事求是的研究,不仅明确指出吴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还指出他以后并未放弃反孔、非孺的立场,所以才有后来反对蒋介石所提倡的尊孔读经之举。

吴虞《中国文学爱好者必读书》初探

介绍了吴虞为中国文学爱好者开列《必读书目》的时间和历史背景 ,分析了《必读书目》产生的影响及吴虞开列该书目时的思想状况 ,简要评述了吴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影响下 ,在学术研究中的一些思想变化。

吴虞论儒家与中国旧律

本文从四个方面，即中国的旧法律以儒家的礼义为根本；儒家学说导致君主专制和严刑峻法；旧法律旧道德必须进行批判与改革；建设新法律新道德，应使法律与礼教分离，实行民主、平等、自由、共和等，分析探讨了吴虞论及的儒家与中国旧律关系的思想。作者充分肯定了吴虞反封建的法律思想，以及它的深刻影响，并认为这是一种敢于批判敢于改革的精神体现。同时也指出了他在接受西方法律思想的过程中，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与社会制度缺乏全面、本质的认识；对中国伦理道德的看法，特别是对孔子学说与儒家学说的区别及如何正确对待儒家学说，尚有混淆不清与主观片面之处。

吴虞论杨墨

吴虞论杨墨李知恕在先秦诸子中，最为儒家所攻击的是杨朱学派与墨家学派。吴虞贬斥儒学，称颂诸子，自然对杨、墨两家多有论及，并称誉有加。杨朱学派论杨朱学派是先秦诸子中，今天最难考辨的一派。无论是杨朱的生平事迹、还是其著述，都无专书保存下来。只是在《苟子》、...

王闿运、廖平与吴虞:学术与学风的地缘性影响

王闿运开蜀学学风,以其独立性闻名于世;廖平在学术上孜孜以求,因笃信孔子,立说不免局限,但特立独行则是举世公认;吴虞叛逆而大胆,虽受业于廖氏,然其论学,疑六经,非孔子,非孝非礼,在思想上与其祖师王闿运标异。吴虞文章以俪为体,依仿《文选》,兼拾周秦,诋韩愈之抒意立言为不足法,而主李兆洛《骈体文钞》之说,其实亦衍王闿运《八代文粹》之余论。王闿运、廖平与吴虞一脉相承,呈现出学术与学风的地缘性影响,尽管后者在思想上对以往传统一概抹杀,显出自己超拔前人之气概,但学风之影响则实难抹灭。

吴虞与“‘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之称——以“艳体诗”事件中吴虞的“八条”为中心的辨析

"‘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一称号常用来指认吴虞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但具体到影响吴虞晚年甚深的"艳体诗"事件时,有些论者以为他自己并不赞成这一称号。文章重返"艳体诗"事件的历史语境,对吴虞常引人误会的回应文章——即他自谓的"八条"——进行审慎辨析,并将考察视野拓展至吴虞"艳体诗"事件前后的行为、思想,认为吴虞对自己的反孔斗士角色有着清醒认知,对"‘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称号,不是不赞同,而是非常珍视,他当年在"八条"中的相关言说,只是在论战中采用的一种策略而已。

谈吴虞的“非孝”观

吴虞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由于特定的时代的原因,以吴虞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先驱们把“非孝”作为反封建的突破口,希望通过对传统儒家孝观念的否定,从而推翻专制政治,使中国传统的思想形态出现重大转折,逐步走向民主与自由。而吴虞“非孝”观念的产生又与其家庭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吴虞对儒家孝文化的批判是深刻的,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但同时也有着明显的缺陷。

吴虞“非孝”思想析论

在家庭尊长和社会顽固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吴虞以中西方理论为资源,提出了"非孝"思想。他指出,孝在政治上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在伦理上有利于长上而不利于幼下,同时还揭露了孝的诸种危害。吴虞认识到了破除封建家庭制度的迫切性,主张以"和"代"孝"。虽然当时学界对吴虞的"非孝"思想褒贬不一,但吴虞的"非孝"思想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孝"思潮的重要力量。当代中国正掀起"弘孝"思潮,然而当代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却不容乐观。立足于社会现实,吴虞"非孝"思想中的基本价值以及吴虞所提出的理论模式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论吴虞的反封建思想

吴虞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反旧礼教和旧文化的著名人物。他认为 ,封建统治者之所以提倡儒家思想 ,是因为其思想核心的“教”、“礼”等能在巩固其统治、维系封建社会秩序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故用其来驯服制御臣民。吴虞对封建专制礼教对妇女的压制进行了批判和揭露 ,主张男女平等 ,为中国妇女解放而呐喊。吴虞还提倡自由和个性解放 ,提高国民的民主意识 。

陈独秀与吴虞反孔排儒思想比较

陈独秀和吴虞是五四时期反孔排儒的健将。他们的反孔排儒思想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其产生的根源与民国初年的社会情状、文化氛围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有关。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 ,陈独秀和吴虞的反孔排儒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

“全盘西化”祖于吴虞论

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全盘西化”模式 ,在 2 0世纪的中国影响深远。此一模式的始祖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 ,而不是学界常说的胡适。理由有二 :吴虞是明确摧毁“中体西用”之“体”的第一人 ;吴虞是明确使用“西式”武器摧毁此“体”的第一人。

论吴虞“反孔”的是与非

吴虞,(1872—1949)四川成都人。原名永宽,后改名为虞。曾任过中学、中专教员和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的教授。他出身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当康有为、梁启超主张的变法维新思潮传入四川后,吴虞是成都地区主张“新学”的第一人。他一面在成都教书,一面反对封建礼教,主张家庭革命和社会革命。他不顾当时一批封建遗老和政客等的反对和“鄙笑”,四处“搜访弃笈,博稽深览,十年如一日”。就是说,他到处搜寻被封建遗老等人认为是“弃笈”的新书和报纸,加以深入的研究和广博的考证之后,形成了自己的思想。1898年康有为等所领导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一批有志革新的知识分子更加焦虑我国的前途。吴虞在“不能不为蜀学前途悲也”的呼声中,于1905年离开他的妻女到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吴虞以后谈到他这段思想变化过程时说:“戊戌以后,兼求新学,乙巳(1905)年东游,习其法政。廿年来所讲学术,划然悬绝”。说明了他在思想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