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礼俗用乐文化内涵探析——以高碑店吵子会为例

在高碑店民俗文化体系中,吵子会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地位和实用功能。以高碑店撞河村吵子会为例做引入性探析,继而进一步探索吵子会一类传统音乐会社与民间礼俗之间的文化渊源,结合地方志书、学界文著的记载论述可见,吵子会与民俗因"礼制"而结缘,文化认同与仪式需求使其在乡村社会中地位显著。

丰宁民俗节庆仪式中的“吵子会”音乐的文化隐喻

作为满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吵子会"音乐不仅是一种民间吹打乐种类,同时也属于一种典型的礼乐文化。因为"吵子会"音乐不但体现了"礼乐相须以为用"的特点,同时灯会"游神""拜庙"仪式环节彰显的鲜明礼乐文化特征,代表了中国礼乐文化经历了从"礼不下庶人"到"礼失求诸野"礼乐用乐的发展阶段。游神队伍不但隐喻了民俗节庆仪式中为民祈福的文化功能,同时也是官方礼乐制度的一个当代变迁的产物。同时看出,满族灯会、花会中的民间文艺表演基本是对汉族传统文化的改造或者是"照本宣科"。尤其是凤山春节花会的游行仪式,不仅是满族传统民俗节庆仪式的集中呈现,同时也体现出国家在场语境下的官方礼乐制度在当下的历史积淀。

冀北丰宁“吵子会”音乐历史与发展语境研究

"吵子会"作为中国北方的一种区域性民间乐种,同时也属于一种跨族群(满、蒙、汉)的传统音乐文化。"礼乐相须以为用"的用乐规则在丰宁"吵子会"的文化象征语境中得以鲜明的表达。丰宁"吵子会"乐班的文化身份与"非遗"申报之争都是基于分享国家社会文化资源竞争背景下的产物。丰宁县各个村寨浓厚的民间祭祀仪式氛围为"吵子会"音乐的生存、发展与传承培育了十分肥沃的民俗文化土壤。即,有庙就有会,有庙就有戏台(戏楼),为神唱戏,人神共享的民俗仪式文化语境是丰宁"吵子会"传承与发展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内在驱动力。

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形态的分析与描述

本文以冀北丰宁满族自治县"吵子会"音乐的形态与风格特征作为分析文本,针对其曲牌构成、曲体结构、旋法、乐器构成等方面给予描述与分析,并对满族"吵子会"音乐所蕴含的深层文化隐喻、音乐的生成语境、满汉"吵子会"音乐的比较研究等等内容进行描述与阐释。

高碑店市曲堤村“武术会”的“吵子会”

河北省高碑店市方官镇曲堤村的武术会,是合武术、吵子音乐二者为一的会社组织,已诞生130多年,其兴起原因仅有传说可参考,未能确认。其近现代发展历程跌宕起伏,与时代特点有较多关联,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晚清至20世纪40、50年代的兴盛阶段,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2013年的萧条阶段,2014年至今的复兴阶段。以刘汉昌为代表的一群对其热诚不减的老会员,对这一传统活动的复兴功不可没,并获得了文化部门的支持。通过考察发现,吵子音乐对应于武术会的文场和武场,分为文吵子和武吵子。曲堤村的吵子谱所存不多,令人遗憾。抢救回来的几份乐谱中存在同一谱字对应多个音高,以及同一音高对应多个谱字的现象。尽管如此,在提升了社会影响、放宽了会员招纳条件之后,这一文化活动有望持续兴盛。

官护民养:撞河村吵子会考察探析

根据2015年暑期考察数据统计得知,撞河村吵子会是高碑店市现存吵子会中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一处。其在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地养会""官养会""民养会"三个阶段。三个阶段中,撞河村吵子会面对种种社会变故展现出坚韧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力量一方面源自村民对吵子传承的执着态度,同时也因当地文化传统中,吵子会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地位和实用功能。本文将对撞河吵子会发展历史、民俗活动、吵子音乐展开考述探究。

关于八间房“吵子会”的探查与形态认知

吹打乐在我国民间比较盛行,尤其是在幅员广大的乡村。八间房村是河北省丰宁县潮河南岸的一个小村落,那里流行一种吹打乐——"吵子会",它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满族音乐文化特色,乃是我国满族音乐里的一支奇葩。本文围绕八间房"吵子会"的乐器组合与演奏形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借此期望八间房"吵子会"的音乐文化能够得到有益的解读和阐释,而被更多人认知。

论民间吹打乐“吵子会”的文化内涵与功能

吵子会是由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组合而成的乐种,常被用于祭祀仪式当中,且大多在京畿地区存续、传播和流行。作为民间“庙会”“香会”等祭祀仪式用乐的代表,“吵子会”音乐蕴含着道教音乐文化的内涵。通过对“吵子会”音乐与职能的分析,揭示了“吵子会”在民间祭祀仪式中所扮演的角色、作用和地位,以及这种仪式用乐的最初形态和社会功用。进一步揭示庙会的兴衰和传播范围,直接影响着“吵子”的发展;“吵子会”作为唯一的伴奏用乐,贯穿整个香会中;“吵子会”音乐在祭祀礼仪中既有敬神、送神、娱神的宗教功能,也有娱人娱乐的世俗功能。

论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视野下民间吹打乐“吵子会”驱动、整合与发展

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视域下,为流行于京津冀地区的民间吹打乐"吵子会"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发展契机。本文拟以"吵子会"为切入点,在明晰当前"吵子会"的境遇和现状的基础上,运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方法,探讨在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视野下,"吵子会"如何借力驱动、如何优化整合、如何助推发展;探讨如何与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同步衔接;探讨如何以特色文化资源的整体优势,发挥音乐文化软实力作用,不断满足城乡民众音乐文化需求,为京津冀经济发展做出新贡献。

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的人类学阐释

河北丰宁满族"吵子会"的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变迁轨迹,体现出乐人族群身份边界的移动和维持,这是他们所处时代主流文化认同以及分享国家与社会资源背景下的一种现实性选择,亦是满族传统音乐文化的重构物,同时还彰显出对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结构性失忆"。它说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族性界定并非完全是由文化趋同性特征决定的,而是社会资源竞争背景下的群体主观建构物。同一民间乐种由于族性不同,导致分享国家、社会资源的命运与结局也各不相同。当下的"非遗"申报是国家各级文化部门、学者和地方民间艺人充分运用"地方性知识"建构而成的旨在保护我国传统音乐的一场文化"运动"。

移动的边界 身份的变色龙——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认同变迁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的族性变迁不但是明代卫所制度的军户移民文化使然,同时也是清代以来对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结构性失忆"背景下的文化产物。其次,丰宁满族自治县人口构成是清代以来,清军入关之后,随八旗军及清廷王公贵族"圈地"运动,以及山东、河南移民"垦荒"背景下的历史产物。其次丰宁县满族族群身份的变迁过程也是自清代以来清廷推行的满汉通婚政治方略背景下的产物(满族文化主观认同),以及辛亥革命倡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汉族文化主观认同)下,以及上20世纪80年代丰宁成立满族自治县背景下(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致使族群边界变迁),这三个历史维度下导致的丰宁"吵子会"音乐族群边界的移动与维持状态,并由此导致在上述的不同历史阶段,对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认同的阶段性、动态的文化认同的变迁。

安新县北边吴村吵子会(大鼓队)调查研究

自2017年11月起,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考察团队应雄安新区管委会之邀,对这一带的音乐类"非遗"项目展开了全面的考察、摄录和研究。2017年11月28日,笔者作为研究成员之一随团队赴安新县芦庄乡北边吴村,重点对该村由传统吵子会演变而来的两支大鼓队——"张颖超大鼓队"和"禹艳江大鼓队"(1)进行了相关的考察和研究工作。本文将从历史与文化背景、乐队组合、艺术特点等三个方面对本次考察所获及后续研究成果做一个初步呈现。

民俗节庆仪式中的“吵子会”音乐文化研究

丰宁满族吵子会分布于河北省承德丰宁满族自治县十余个乡村,它是一种古老的民间器乐演奏形式,并传承至今[1]。吵子会作为一种民俗节庆仪式,在音乐形式上包括“吹打曲”和“杂曲”两种,并以唢呐、打击乐器为主要表现形式。吵子会民俗节庆,在融合中传承文化根脉;并在音乐演奏中,以“起鼓”“凤阳歌”“柳新年”“鼓楂子”“斗鹌鹑”“祭腔”“扫地风”“结尾”等为核心组成部分[1]。吵子会的曲牌创作中,大多可单独演奏,或在民间花会伴奏、婚丧嫁娶中彰显其文化魅力[2]。挖掘吵子会作为民俗节庆仪式音乐的文化隐喻,对吸收我国民俗音乐的文脉,让文化在传承中形成独特的音乐风格等提供了可能。

传承至今的“吵子会”

"终于盼到你们了",两年前,我和路焕银、史春霞两位大姐结伴来到大王店镇曲水村,一位约摸60来岁的大姐紧紧拉着我们的手感慨地说:"我就是张文然,听说市里专门来人采访我们‘吵子会’,我和‘吵子会’的两位老师当即激动得号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