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合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高管学术背景与政府创新补贴的调节作用

在梳理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以及高层梯队理论,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及机制,并将高管学术背景和政府创新补贴作为调节变量纳入研究框架。实证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当企业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比例较高时,这一效应更加显著;高水平政府创新补贴同样能够增强这一效应。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对其知识吸收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企业可以通过提升知识吸收能力,增强自身对环境变化感知的敏锐性与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创新绩效。

存款保险与总损失吸收能力监管协调研究——基于存款保险基金计入TLAC的视角

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监管要求的实施,对全球大型银行经营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存款保险基金计入是TLAC监管框架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实现TLAC达标、完善恢复与处置计划和提升风险处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了全球大型银行的TLAC达标策略,测算了存款保险基金计入对中资G-SIBs带来的TLAC提升效应,并分析了存款保险基金计入对G-SIBs恢复与处置计划的潜在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G-SIBs实现TLAC达标过程中,分子策略和分母策略在不同阶段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存款保险基金计入有利于推动中资G-SIBs实现TLAC达标,强化其在中资G-SIBs风险处置中的关键作用,降低中资G-SIBs在资本和流动性恢复阶段的资金成本,提升处置效率。当前,我国需要从确立存款保险基金处置地位、完善存款保险基金后备融资机制和丰富处置工具等方面入手,完善配套机制,促进中资G-SIBs实现TLAC达标。

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了企业财务风险吗?——基于吸收能力与生命周期的视角分析

使用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在运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指数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以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企业财务风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吸收能力在数字经济抑制企业财务风险的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2)处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也不相同。对于成长型和成熟型企业,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抑制企业财务风险具有显著作用,且吸收能力具有中介效应;对于陷入衰退期的企业,数字经济的发展对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没有显著影响,且吸收能力不具有中介效应。(3)数字经济的有效性需要企业内部基本条件的支持。当企业的数字转型良好时,数字经济在遏制企业财务风险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总的来说,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企业提高吸收能力,降低财务风险。研究揭示了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以及数字经济在降低财务风险方面各种差异的作用和机制,为缓解企业财务风险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和政策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跨界知识搜寻、吸收能力对制造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新理论、资源基础观理论与组织学习理论,构建跨界知识搜寻、吸收能力、战略柔性与企业突破式创新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运用SPSS和SmartPLS软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技术知识跨界搜寻正向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市场知识跨界搜寻对企业突破式创新没有显著影响;知识跨界搜寻正向影响企业吸收能力;吸收能力正向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吸收能力在跨界知识搜寻与企业突破式创新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战略柔性在跨界知识搜寻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中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合作网络嵌入性、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在开放式创新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亟需通过创新突破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基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分析了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引入吸收能力和数字化转型讨论中介和调节机制。结果表明,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分别呈倒U型和正向关系。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通过影响现实吸收能力及潜在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起作用。数字化转型对结构嵌入、现实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我国制造企业在数字情景下利用网络嵌入提升吸收能力,并为企业在数字化时代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启示。

数字经济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

以2014—2020年203家高技术制造企业及其对应的城市数据为基础构建计量模型,探究城市数字经济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同时,还对企业产权属性和所属区域的异质性进行了分析,以城市数字经济为门槛变量进行了门槛效应检验;最后,采用逐步回归法验证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对企业高质量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双重门槛效应;知识吸收能力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一中介作用存在企业异质性;城市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数字经济对高技术制造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东部地区。

研究生知识吸收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

为探究研究生知识吸收能力体系及测度,本研究在对研究生知识吸收能力概念界定和维度划分的基础上,运用李克特量表设计问卷,构建研究生知识吸收能力评价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构建的研究生个人知识吸收能力体系比较合理,得出各维度权重排序为:个人知识获取能力权重为29.68%、个人知识利用能力权重为26.45%、个人知识转化能力权重为22.90%、个人知识消化能力权重为20.97%。四个维度的重要程度依次为:知识获取能力、知识利用能力、知识转化能力、知识消化能力。研究生可以根据四个维度的不同重要性提高个人知识吸收能力,促进研究生个人的全面发展。

并购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实际吸收能力和潜在吸收能力的机制分析

基于吸收能力理论和知识基础理论,文章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探讨并购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检验实际吸收能力和潜在吸收能力的机制作用。研究发现:从总量上看,并购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同时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但是对企业创新投入有负向影响作用。从结构上看,横向并购与纵向并购均能够提升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和创新效率,其中纵向并购创新效应更加显著;但是纵向并购对创新投入有显著负向影响,而横向并购对创新投入影响不显著。从机制上看,并购通过提高企业实际吸收能力和潜在吸收能力,进而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其中,实际吸收能力机制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要素流动和吸收能力视角下

基于要素流动和吸收能力的双向视角,本文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最大的积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振兴有直接效应,并通过加快要素流动间接推进乡村振兴。另外,个体对于创新转换的吸收能力在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中的调节作用存在门槛值,当农村平均受教育水平超过7年时,调节效应系数剧增了3.2倍。

数字化驱动公司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吸收能力的中介视角

数字化转型是当今企业面临的重要挑战和机遇,而薪酬差距问题一直是企业内部管理的难点。本文研究了数字化转型与内部薪酬差距之间的关系,从吸收能力的角度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方式,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在实践中对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员工薪酬,但同时也会加大内部薪酬差距。此外,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但吸收能力越强,内部薪酬差距越大。因此,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需要注重缩小薪酬差距,促进内部薪酬管理的公平协调发展,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企业的竞争力。

海外并购、吸收能力与技术创新产出

文章以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数据为样本,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海外并购对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吸收能力在此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海外并购促进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水平的提升,吸收能力对海外并购与技术创新产出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行业技术属性异质性检验显示,高新技术企业海外并购有效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且吸收能力在此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非高新技术企业海外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没有显著作用;创新类型异质性检验显示,海外并购对不同类型的创新成果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吸收能力对海外并购与发明专利申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在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型专利中,吸收能力调节作用不显著。

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行业层面吸收能力

从行业层面构建了反映行业特性的七个吸收能力指标,实证检验了行业吸收能力对制造业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制造业整体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度和行业资本密集度对ODI逆向技术溢出无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研发强度、人力资本水平、市场集中度、行业盈利能力和行业信息化水平均不同程度地增强了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检验结果表明:研发强度、人力资本水平和市场集中度除对低技术行业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无显著调节作用之外,对中低、中高和高技术行业均有显著调节作用。产业集聚度、行业盈利能力和行业资本密集度对低技术和中低技术行业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无显著调节作用,但对中高和高技术行业均有显著调节作用。行业信息化水平对各技术层次行业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均有显著调节作用。门槛检验表明不同技术层次行业的各吸收能力指标是否达到门槛条件是导致上述差异的重要原因。

外部搜寻、关系强度与吸收能力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

从知识基础观出发,研究外部搜寻宽度和深度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并引入关系强度和吸收能力作为情境变量。通过281家中国企业样本问卷调查,发现搜寻宽度有利于新产品创新性的提升,而搜寻深度有利于新产品开发速度的提升。关系强度负向调节搜寻宽度与新产品创新性的关系,而正向调节搜寻深度与开发速度的关系。另外,关系强度和吸收能力有协同调节作用,二者的协同作用负向调节搜寻宽度与新产品创新性的关系,而正向调节搜寻深度与开发速度的关系。

数字服务贸易与流通企业创新——兼论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我国A股流通类上市企业数据和OECD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服务贸易与流通企业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考察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在不考虑非线性关系的条件下,数字服务贸易对流通企业创新存在积极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对流通企业创新存在倒“U”型影响,且非线性作用随时间推移呈减弱趋势;流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吸收能力提升强化数字服务贸易对企业创新的正向作用机制,数字化转型能够进一步缓解数字服务贸易过度发展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文章提出有序推动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和加强流通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建设与数字化转型等建议。

数字经济、技术吸收能力与绿色创新绩效

伴随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不断发展,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推动绿色创新发展的新动能。基于2012—2022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及技术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技术吸收能力在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正向调节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城市与中心城市中更强。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基于技术吸收能力的双重门槛效应,即伴随技术吸收能力的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呈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基于此,提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数字经济与技术吸收能力协同发展体系、差异化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助推绿色创新绩效提升。

欧盟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的发行及启示

伴随监管框架的逐步确立和几大行纳入G-SIBs名单,国内首笔TLAC非资本债呼之欲出。我国金融体系与欧盟类似,银行占主导地位。文章对欧盟非资本债的法律框架、发行模式、投资者构成、定价和期限等做了归纳总结,对于我国进一步完善非资本债的法律环境、培育流通市场、细化发行实践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并购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目前并购已成为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主要方式,并购能否创造价值,以及并购后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已成为并购领域不断探索的主题。基于协同创新理论,本文对中国上市公司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A股并购事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对并购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即知识吸收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并购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同时并购经验和高管团队规模均对知识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

智能政策赋能、技术吸收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基于中国智能制造试点项目的准自然实验

智能制造是我国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手段,也是企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本文基于2012-202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将“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智能制造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智能制造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的绿色转型,且这一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从作用机制看,智能制造政策主要通过效率改革影响企业绿色转型,企业技术吸收能力能正向调节智能制造政策对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智能制造政策对技术密集型、高科技和非国有企业的绿色转型促进效应更强。本文丰富了智能制造政策的相关研究,对企业的智能化发展和绿色转型有一定的启示。

组织吸收能力与财务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移动的案例研究

近几年,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关于数字技术与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日益增多。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数字技术与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甚少研究关注数字化转型成功实现的原因与过程。本文以中国移动财务数智化体系建设为研究场景,基于吸收能力理论,研究了在中国情境下大型企业如何提升其吸收能力以促进财务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财务数智化体系的建设并不是简单的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应用,企业需要通过构建吸收能力以确保能够识别、同化、转化与应用新技术和新知识,从而促进财务数字化转型。此外,公司战略驱动能力、IT基础能力、财务系统能力以及基层组织数字化能力会影响组织对数字化相关知识的吸收能力,进而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开始与实现。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事前承诺条款探析

2025年起,我国5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将正式开始实行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相关监管要求。其中,通过存款保险基金实现TLAC监管框架下的事前承诺条款,将为我国相关银行机构带来2.5%-3.5%的TLAC抵扣,既是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成为存款保险基金在风险处置情况下的重要资金义务。本文为进一步辨析事前承诺条款的相关技术细节,并围绕其在欧洲、美国、日本等经济体的应用情况,为我国的相关制度建设与操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