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艺复古思潮与传统印章的新变--以吾衍为例讨论

中国传统印章史发展至元代,进入一个至为重要的转折期。吾衍在这一转折期的重要贡献使得他被印学界推为"柱石",人们甚至认为他对印学具有"起八代之衰"的意义。作为"汉魏印风"的匡扶者,吾衍等人最终能够推动印学发展走上积极健康的道路,不仅在于他们的理论与实践站在"复古倡汉"的立场上,扭正了唐宋以来"新奇相矜"、"不遗余巧"的印风,而且在于他们的印学复古运动实际上与元代文艺复古思潮相互应和,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印学新变。

吾衍年谱

吾衍是我国元代著名的学者、文艺理论家和书法篆刻家,嗜古学,通经史,一生著书颇丰,其手迹世以为宝。吾衍又是中国古代印论之父,平生不喜为宦、不喜交游,惟以著书教学为己任。其所著《三十五举》是印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后人奉为经典。迄今惜无年谱问世。本文对吾衍之生平进行梳理,作此年谱,以供研究者参考。

孔氏南宗与“鲁郡吾衍”

衢州因有南孔家庙与南渡的孔氏族人而成为宋元之际江南的儒学文化中心,被时人称为"阙里""洙泗""南州之洙泗",南宗族人也被称为"鲁东家"。吾衍是元代的衢州开化人,自小受到南孔文化的影响,有较深的儒家文化情结,出于文化寻根而自称为"鲁郡吾衍"。

论吾衍的字学复古观——以《学古编》为核心

元初,在蒙古贵族统治的背景下,实行的文化政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朝廷出于“帝中国当行中国事”[1]之考量,主张推行“汉制”;另一方面,囿于朝廷推行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身处前朝旧地的江南文人群体难以施展政治抱负,他们多选择避仕,居地方一隅,著书授学,吾衍(1268—1311)即是此类文人的代表。他终身不仕,久居杭州生花坊中授学,于元大德四年(1300)编纂《学古编》作为授学纲领,以教时人习古之法。元代是印学理论系统建立的重要阶段,吾衍在《学古编》中倡导的复古观,致力于引导其时审美从尚奇复归于中正,而《三十五举》是吾衍印学复古思想的核心阐述。他以汉魏玺印规制为标准,提出“印宗汉魏”的思想,后人常以此作为明清“印宗秦汉”思潮的发端,吾衍的印学思想为此后中国印学的全面发展拉开了序幕。

吾丘衍《三十五举》对仿汉印章创作的启示

吾丘衍《三十五举》是篆刻艺术发展的最初阶段,也是至今为止较为系统的印学理论。在元代尚无普及性印谱的情况下,它的出现使得赵孟頫所提出的"印宗秦汉"的篆刻艺术取向得以实现,并且对明清乃至现当代的仿汉创作已然具有指导意义。

“將軍印”名實考——以吾丘衍論斷爲切入點

吾丘衍把“將軍印”和“朝爵印”做對比,提出了“朝爵印皆鑄,軍中印多鑿”的觀點,并用“擇日封拜”和“急于行令”解釋二者出現的原因,這一論斷影响至今。然而,存世的大量漢晋南北朝時期的官印鮮有鑄造,《漢書》等文獻中也多以“刻印”來記載。同一時期的實用官印、封泥并没有表現出因官職屬性的不同而呈现的明顯的風格差異。“封拜”作爲一種任命官職的必要程序,不僅屬于“朝爵”,對于武將的受職依然必不可少。“急”衹是影響印工發揮的一個外在因素,起决定作用的還是是書佐、印工的文字水平和熟練程度,軍中授予的印章還存在提前預製的可能。因此,“急于行令”并不是“將軍印”风格产生的原因,傳統“將軍印”的定義需要修改。“將軍印”在封泥中并未出現,它符合殉葬明器印的特徵,殉葬應是導致“將軍印”風格産生的直接原因。重新認識什麽是“將軍印”和“將軍印”是怎麽産生的這兩個問題,對于篆刻史無疑是有意義的。

吾丘衍交游考

吾丘衍作为篆刻家、书法家,留下来的资料并不多,其交游资料散落在各类书籍之中,本文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通过查阅吾丘衍及其友朋著作等文献资料,对其交游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和考证,初步理清吾丘衍与几位重要友朋交往的文献记载。

周达观及其柬埔寨之行——读《真腊风土记》

元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是世界上仅存的最早全面介绍柬埔寨吴哥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风俗等各方面情况的专著,据作者亲历其地的见闻而录。

印章的起源和发展

我国使用印章始于周代,最初的印章称玺,见于《周礼》:“贷贿用玺节”。郑玄注:“玺节者,今之印章也”。印章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我国在东周时期,奴隶制度逐渐衰败,封建制度开始产生,随着生产的发展,产品的增多,流通领域的扩大,代表权力和信用的印章也随之产生。一、印章名称的演变秦代以前,不论尊卑贵贱,其印章统称为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冰斋论印

元吾丘衍提出“印宗秦汉”的学术理念,奠定了后世印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为后七百年的篆刻学习指明了方向,是习印的不二法门。可以说文彭、何震、汪关等名震一时的篆刻大家,无不是在“印宗秦汉”的大旗下石破天惊而走出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的。

巴社印人逸事

印学组织古已有之,在重庆,巴社是最突出的代表。它于1939年前后,由高月秋、谢梅奴等人发起,社员有旅渝著名篆刻家朱景源、徐文镜、陈敬先、黄笑芸、曾绍杰、蒋维裕等。历史沿革印人雅聚,源自民间。元人吾丘衍设馆办学、款待友人,开印人雅聚之先河。明代张灏的'承清馆''学山堂',清代周亮工的'赖古堂',以及汪启淑的'飞鸿堂''开万楼'等。

复见尔雅之风:吾丘衍尚古观念研究

元代复古思潮兴起,吾丘衍在篆书、篆刻领域掀起尚古之风,以法度为旨归。具体表现在取法对象上,遵循正体意识的尚古思想。在印文取用上,吾丘衍崇尚汉白文印;在印章用字上,则认为悉用汉篆;在姓名印印章款式上,遵循汉武帝之前的汉印之法。和崇尚古法相对应,吾丘衍在审美观上推崇古朴。具体有二:一为追求不事雕琢,纯任自然的味象;一为浑雄厚重的态势。

古调新弹之美

宋元以后,文人篆刻兴起,开始在印面上主动地追求篆刻艺术,真正意义上篆刻艺术创作此时才算开始。元代吾丘衍《三十五举》中,就提出了宗法汉式的思想,在以后的明清流派印中,印宗秦汉是篆刻创作最重要的思想基础,汉印中所表现出的浑厚、古拙、端正的美,成为篆刻美的主要典型。清代中期以后印坛提出"印从书出"、

《江声百年:西泠印社江苏社员作品展》前言

江浙历来人文荟萃,书画家云集,自元初始,文人篆刻,风起云涌。浙为重镇,赵孟頫、吾丘衍推崇汉印,登高一呼,天下从之。元末,吾丘衍弟子吴叡,避兵火于昆山,收弟子朱珪,杨维桢、张雨极称之,遂将文人篆刻传之吴门。明中叶,吴门画派、书派中文徵明、文彭父子,白登秦汉,朱压宋元,于文人篆刻有复振之功。篆刻作为吴门文人的新时尚,又播及南京、徽州、扬州诸地,其中徽籍印人主要活动于苏州、南京、扬州等地。于是流派纷呈,蔚为大观。近百年来,江苏印人“刀”耕不辍,1960年以胡小石、傅抱石为首的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又开启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江苏篆刻史。今天的江苏印人更是人才辈出,以刀代笔,刻画时代印迹。

论“折刀头”

本文从“折刀头”一词入手,追溯其作为隶书笔法的源头,并对“折刀头”一词进行概念界定。通过举例历代学者的使用演绎,发现其修饰语义逐渐扩大。“折刀头”一词出自于吾衍《学古编·三十五举》,第十七举中吾氏对汉隶存在误解并影响巨大,最后笔者试析其产生误解的原因。

略说早期印谱在古玺印整理方面的意义

搜集古玺印并辑编印谱的风气肇始于北宋。目前可以考知的最早印谱,是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杨克一辑《集古印格》。南宋至明初,陆续出现了一些辑录有古玺印的印谱,如南宋时期有颜叔夏辑《古印谱》二卷,姜夔辑《姜氏集古印谱》四卷(见吾丘衍《学古编》、徐上达《印法参同》),另有宋淳熙三年(1176)王俅辑《啸堂集古录》二卷,非专门印谱,其中收录古玺印37件。

20世纪以来印论发展背景下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意识

近代以来出现的“印学”学科名称,应包含学科的理论知识体系构成,包括史学、美学、教育、社会、技法理论和实践等多个方面。从技术型的篆刻(刻印)到一门知识、学问再到一门学科的概念,“印学”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我国印章和篆刻(刻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但是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的研究,学界公认始于元代赵孟頫、吾丘衍辈,此后印论不断发展,常见于印章专著、史传札记、印谱序跋、论印诗以及篆刻作品的边款当中,与书画理论相比,印论起步晚,规模也有所逊色,但论述内容涉及面广,包括玺印源流的发展观、技法观、创作观、流派观、美学观、批评观等等,几乎涵盖了印章、篆刻研究的方方面面,作为一门印的知识、学问范畴得以确立。

简论元明文人篆刻字法观

元吾丘衍《三十五举》说: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①汉、魏印章,皆用白文……自唐用朱文,古法渐废,至宋南渡,绝无知者,故后宋印文,皆大谬。

明清篆刻艺术的发生与发展

以往对篆刻史的认识,多以文彭(一四九八—一五七三)为起始,至今不过五百年.而在文彭所处的明代中后期,其他艺术门类早已进入了鼎盛期乃至集大成期.尽管篆刻艺术实际发生的时间还可以提前三四百年,即以赵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二)为起始,甚至提早到九百年前的米芾(一○五一—一 一○七)时代,但由于宋元时期篆刻资料稀缺,且篆刻大发展毕竟是文彭之后的事,所以,相对于中国传统书画乐舞等艺术门类,篆刻作为艺术的发生发展具有显著的后起性.篆刻艺术自古代实用印章中脱胎而来,从文人士大夫的雅好逐步发展成一个艺术门类,并在现当代获得了空前繁荣.我们研究明清篆刻史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对其发生发展机制的考察,获取对当今篆刻艺术进一步发展的种种启示.立足于此,本文将侧重于对明清篆刻艺术发展之历史现象的思考.

民国时期古玺创作风气的形成及原因

古玺是指秦以前的官私玺印。1从时间跨度上讲,包括商玺、西周玺、春秋玺和战国玺,前后达一千年之长。尽管古玺是二千年前我国先民们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艺术结晶,然而真正认识它却是清代以来的事情。一明清以来认识古玺过程的简要回顾 自元吾丘衍语出“三代时却又无印”至明万历年间（一五七三）近三百年,印学界仍然鲜有认识古玺者，这从顾从德《集古印谱》和范大澈《范氏集古印谱》两部著名的印谱即可了解，他们在收录古印过程中并未把古玺作为先秦印章单独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