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传播视角下医患坏消息告知的“五维沟通”策略——基于“约哈里之窗”窗口移动规律的思考

“坏消息告知”是医患沟通中最具挑战性的情景,被国内外公认为医务人员沟通技能中最关键的内容之一。当前国内关于坏消息告知的研究中,大多从宏观视角研究医患坏消息告知态度、喜好或行为特征等话语外围要素,少有从微观视角关注坏消息告知如何具体展开。微观视角与人际传播特殊形式的特征密切相关,从人际传播视角解读医患坏消息沟通,基于人际传播的经典理论——“约哈里之窗”审视坏消息告知这一过程,并从“示善—询问—披露—倾听—引导”五个维度提出沟通策略。

老年癌症患者病情告知偏好质性研究的Meta整合

目的全面了解老年癌症患者在被告知病情过程中的偏好,为医护人员在临床实践中对老年癌症患者的病情告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EBSCO、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数据库中有关老年癌症患者病情告知偏好的质性研究文献,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2年7月,采用JBI(Joanna Briggs Institute)质性研究质量评价工具进行文献质量评价,并对文献进行Meta整合。结果共纳入15项研究,将文献提取出的27个主题归纳成10个新的类别,综合成3个整合结果,即告知方式偏好;告知内容偏好;告知过程的支持偏好。结论医护人员及家属应重视老年癌症患者在病情告知过程中的多元化偏好,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从而有效提升老年癌症患者依从性、治疗效果与预后。

艾滋病感染信息配偶告知中的伦理问题探析

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将感染信息及时告知配偶的义务,但部分感染者和病人会以隐私保护或告知后可能面临困难为由拒绝履行,这是对避免将疾病传播给他人责任的回避,也会造成维护伦理关系名义下对关系的破坏。因而需要允许保密原则的合理例外,赋予医疗卫生机构告知权限。这一赋权带来的受益大于风险,同时也作为感染者和病人自律的制约与补充,以及信息弱势群体权益的保障。在告知举措上,需要注重伦理管理,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回应感染者和病人的生活逻辑,采取人性化告知方式;同时告知与宣传并重,减少歧视感染者和病人的舆论环境。

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告知承诺后续监管的标准化实践与思考

以上海市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告知承诺改革试点工作为基础,介绍了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告知承诺后续监管方式、监管流程,并对后续监管工作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结合新发布的《计量器具新产品管理办法》及其他领域告知承诺后续监管的相关经验,从资料流转、意见填写、风险判定、结果确认、时限要求等方面提出了规范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告知承诺后续监管工作的建议。通过构建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告知承诺后续监管标准化模式,健全完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标准化工作机制,为加速改革复制推广提供实践经验。

敏感个人信息告知同意规则的制度逻辑、规范解释与补强

《个人信息保护法》区分信息类型,为敏感个人信息配置了强告知同意规则。告知同意规则以信息自主、自决为首要价值基础,有其自身制度逻辑,但也有诸多自限性缺陷。在信息风险社会,告知同意规则对于敏感个人信息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应进一步发掘并赋予其新的价值功能内涵,即风险的预防与分配。为准确适用敏感个人信息之告知同意规则,消弭法规范中诸多不确定性及该制度的自身缺陷,应对告知同意规则之适用范围、告知事项与标准、同意形式与要求等做出恰当解释,以期在实现信息自决的同时能更好地实现风险的控制;同时,基于敏感个人信息“敏感度”与“风险性”的动态特征,应对其告知同意规则做动态性机制补强,以使信息处理符合信息主体的风险预期。

统筹合同告知义务的规范构造

统筹合同是不是一种保险合同,目前在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如果认定统筹人不是《保险法》下的保险组织,那么统筹合同与保险合同在法律构造上存在本质区别。统筹合同尚未被引入《民法典》,但其较低的统筹费率,使很多机动车车主作为被统筹人选择这种新型风险分摊模式。统筹合同的信息披露义务司法案例在我国不断涌现,这就引发了此类纠纷是适用《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和订约说明等信息披露规则,还是适用《民法典》中的前合同义务规则等问题。在处理统筹合同告知义务纠纷时,必须将其置于微观体系下予以解释,并对《民法典》的特别法进行法律重构,实现从无名合同到典型合同的蜕变,确保统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得以规范化和定型化。

“放管服”背景下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许可告知承诺制的上海实践和经验启示

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规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对于确保参建队伍综合实力、保证建筑工程安全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以上海市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许可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放管服”背景下的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许可告知承诺制进行分析,归纳出优化告知承诺制的探索路径。推行告知承诺制可让企业感受政务服务的提速增效;政府部门通过压减审批环节、优化办事流程、创新监管方式、探索信用管理等举措,可不断推进“放管服”改革。

环评告知承诺制的现实困境及完善路径

近年来,环评告知承诺制的改革试点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环评告知承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为以市场主体自我承诺代替事前实质性审查,以事中事后监管代替事前规制。虽然这种制度安排在提升审批效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改革举措合法性薄弱,偏离环评制度风险预防功能,缺乏成熟的事中事后监管工具,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制度安排等。因此为促进环评告知承诺制的完善,制度改革应坚持依法合规,并应重视风险预防,同时应着力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效能,完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

《防灾减灾学报》编辑部加入开放科学计划(OSID)告知书

《防灾减灾学报》自2023年11月起正式加入OSID开放科学计划。通过在杂志每篇论文上添加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pen Science Identity,OSID),为读者和作者们提供增值服务。每一篇被纳入OSID开放科学计划的论文,将匹配一个专属的OSID识别码。此码就如同一个具有交互功能的论文“身份证”,给作者提供了更好地与业界同伴交流成果的途径。

ICU患者家属对医护人员病情告知真实体验的质性研究

目的深入了解ICU患者家属对医护人员病情告知的心理体验与感受,为制定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对浙江省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2022年9月一2023年2月收治的9例ICU患者家属进行深入访谈,运用Colaizzi法对访谈内容进行分析。结果ICU患者家属对医护人员病情告知的心理体验可归纳为4个主题:医学专业术语难理解、病情告知重结果轻过程、医疗决策压力、缺乏有效的应对方式。结论ICU患者家属在双向沟通、同理支持、共享决策等方面存在诸多需求与困扰,医护人员应该提高对患者家属的关注度,做好评估与应答,促进医患沟通。

电子政务背景下告知承诺制的风险防控

电子政务的发展成为政府制度创新的源泉,应经济发展和法治政府需要,行政审批领域告知承诺制从地方兴起蔓延至全国,告知承诺制给公民带来便利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伴随着新的风险,要把握其存在的社会监管、政府诉讼、第三人的风险。对于风险防控要以数据为支撑,对新诞生的制度进行规制和规范,建立起与制度配套的机制以保障各方利益,消弭可能出现的危险。

数据信托理论置于告知同意制度的突破与难题

告知同意制度作为信息处理活动的正当性基础之一,虽然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但是施行效果却差强人意。隐私协议载体下,信息主体无法满足告知同意制度的“理性人”设想。在信息不平等关系中,告知同意制度既无法保障信息主体的实际知情,也无法保障其主观上的真实同意,该制度趋于形式化。数据信托理论的引入跳脱出了告知同意制度所带来的“信息主体–信息处理者”的双主体权利义务规制路径,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双方的信息不平等关系。但是并没有改变告知同意制度的存在根本,只是将信息主体与处理者间的告知同意转嫁到了信息主体与信托人之间。此外,我国缺乏数据信托实践运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数据信托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依然任重道远。

场景理论对网络隐私政策中告知同意原则的突破

在网络隐私政策中,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适用告知同意原则。然而,告知同意原则在具体适用时存在以下困境:在告知方面,个人信息自决权悖论显示了告知与控制的不可能性,其在实践中也无法期待充分告知,并且隐私政策适用格式合同路径导致信息处理者利用告知规避责任。在同意方面,个人信息权益的双重属性导致同意受双重规制,因此个人无法完全自由同意。此外,同意模式不周全易导致同意效力瑕疵,并致使初始同意风险延续至信息共享及流转的第三方,僵化的告知同意原则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根据海伦·尼森鲍姆教授提出的场景理论,文章认为可以细分网络场景,尝试构建网络隐私政策中符合“场景一致”的判断标准,动态辨识个人信息,确立风险评估准则;以此区分不同场景下信息处理行为的免责效力,对告知同意原则进行合理修正,进而协调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关系。

我国海上保险告知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海上保险合同的告知义务系海上保险合同订立的重要基础,虽然我国《海商法》第222条和第223条对告知义务的范围及未履行告知义务应承担何种法律后果都作出了相应规定,但仍存在告知范围不明确的问题。分析海上保险告知制度的适用困境,结合相关司法实践案例,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我国海上保险告知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关于推行政务服务事项三种申请材料告知承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京广发〔2023〕145号)

各相关单位: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京政办发〔2023〕8号)部署,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推行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材料告知承诺制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京审改办发〔2022〕1号)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推行第二批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材料告知承诺制的通知>》(京审改办函〔2023〕3号)安排,制定了《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关于推行政务服务事项三种申请材料告知承诺制的实施意见》,经2023年第23次局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江西省社会办医疗机构配置乙类大型医用设备实行告知承诺制实施细则》的通知(赣卫财务发[2024]4号)

2024年3月20日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省直医疗机构:《江西省社会办医疗机构配置乙类大型医用设备实行告知承诺制实施细则》已经委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护理告知实施现状调查

目的了解护理人员护理告知的实施现状,探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对即将出院的188名患者及家属进行调查,内容包括护理告知实施情况,告知方式及告知的一致性。结果患者及家属对告知的总体满意度为(2.42±0.76)分;护理人员实施入院和出院告知的情况较好,手术告知次之;性别、病程和文化程度是影响患者及家属对告知满意度的因素(均P<0.01);口头讲解和文字形式为主要的告知方式,医护、护护存在告知不一致的情况。结论应改善护理人员缺编现状,加强法制教育,提高护理人员理论水平和沟通技巧,合理采用多种告知形式,可保证护理告知的实施效果。

癌症坏消息告知的现状及其告知困境的评析

坏消息告知作为医患沟通的重要内容和环节之一,其告知质量会影响医患关系的发展。坏消息告知不仅涉及临床医学诊断结果的反馈,还涉及专项知识培训和临床经验积累,以及伦理、法律、社会习俗等多方面因素,目前仍是医疗环境中困扰医务人员的一大难题。从医务人员、患者、家属的不同角度,梳理了目前国内外的坏消息告知现状,揭示其内在告知困境,并总结了解决此类困境的告知策略,以期为医院管理者及医务人员尽早识别和进行恰当的告知提供借鉴,帮助医患双方摆脱告知困境,改善医患关系。

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完善

在权利与权力冲突激烈的刑事诉讼场域,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实行权利告知,是司法民主和正义的底线。只有间接而没有直接的法律明文权利告知规定,是我国立法关于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设定之最大不足。完善被追诉人权利告知制度,是程序正义和"人性恶"预设等理论以及财产权保障的必然要求。明确规定告知内容、告知时间、告知方式、不告知的法律后果以及对告知权之救济,是我国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完善之必然路径。

隐私政策的多维解读:告知同意性质的反思与制度重构

基于隐私政策的告知同意是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制度,但对其性质应当进行反思,对其制度应进行重构。告知同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合同、声明、基本权利合规等多重特征,在我国也应被视为多维制度工具。仅从意思自治角度看,告知同意面临信息过载、决策过频等难题,即使进行制度改进,也无法实现个体的充分知情和明确同意。但隐私政策的阅读对象不仅是即时交互场景下的个人,也包括企业内部人员、市场评级者、执法司法者和非交互场景下的个体。隐私政策可能充当信息处理者的合规章程、市场声誉信息机制的媒介、司法诉讼与行政执法的依据、赢取个体信任与进行隐私教育的工具。应解绑告知与同意,适度放松同意要求,但应强化对隐私政策的告知要求。隐私政策对外可以采取不同提醒方式与分层架构,对内应成为内嵌到不同部门与产品的合规指引,在形式上采取基于风险的模块化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