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的告知规则研究——以犯罪嫌疑人为视角

告知规则是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得以有效行使的重要保障机制,具有重要价值。国际公约及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都规定了在采取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等权利的强制性措施时,应当告知其理由和依据,并且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中国刑事诉讼法应以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目标为指导完善告知规则,对告知程序、内容、告知的方式、告知规则的保障机制等作出明确规定。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规则之完善

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规则是保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知情权的必要规则,目的在于平衡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的关系。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规则方面并没有明显进步,导致司法实践中向犯罪嫌疑人告知权利时存在告知的时间、内容、方式、后果等方面的差异。实有进一步从微观技术上规范之必要,以期实现对人权的保障,提升刑事司法之文明。

从中外比较看我国逮捕告知规则制度的完善

逮捕告知规则是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机制。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告知规则的规定不太完善,不利于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参考域外法治国家对逮捕告知规则的规定,应从告知的主体及对象、告知的时间、告知的方式、告知的内容、逮捕证记载的内容、违反逮捕告知规则的法律后果几个方面对我国逮捕告知规则予以修改和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告知规则的检视与完善

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认识与完善告知规则是确保被追诉人的明智性和自愿性之重要前提。在司法实践中,由规避告知、无效告知和不当告知所引发的告知规则功能搁置、功能不彰和功能异化等问题时有发生。理性检视告知规则的应然功能和实然状态,解决认罪认罚案件不同程序阶段告知内容差异化,预防告知程序及制裁机制缺失等问题,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阶段明确规定具体的告知内容,增加告知规则的直接后果和附随性后果两方面规定,明确各诉讼阶段的告知时间点,构建告知书制度,并依据“司法正洁理论”增设程序制裁机制。

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规则的适用异化及其规范路径

告知同意规则是基于信息化时代的人格权保障以及民法领域的古老原则“契约自由”建立起来的。目前,我国《民法典》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立法都明确确立了告知同意规则。但司法裁判数据显示,当前个人信息侵权纠纷层出不穷,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告知同意规则在落实过程中,过于形式化的先定性调整模式以及信息处理者天然的地位优势,导致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告知同意规则甚至沦为信息处理者的免责工具。因而,告知同意规则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一方面,要对其进行结构性实质化改造,无论是“同意模式”还是“调整模式”,都要进行模式转化,实现从一刀切的静态同意向灵活的动态同意转变;另一方面,要从个人信息利用过程中的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者双方入手,缩小双方天然的信息差。只有告知同意规则在个人信息保护当中的地位得到充分保障,其平衡数据利用和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功能才能得到有效发挥。

论个人信息处理中合同所必需规则的扩张适用

合同所必需规则与告知同意规则构成企业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两大支柱”。由于合同所必需规则无需取得个人“同意”,其理应成为企业的首选。然而,作为平台企业的一种日常经营行为,个性化营销却被欧盟排除在合同所必需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且该立场为我国学界所普遍认同。从实际看来,限缩解释立场是规则借鉴背景下一种错误的“路径依赖”:其一,合同所必需规则具备独立的适用地位,适度的扩张并不会导致告知同意规则的“消融”;其二,限缩解释路径既不足以从信息自决理论中推导而出,亦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目标相违背。借助比较研究及案例分析,可以类型化方式对合同所必需规则的扩张适用路径予以具体阐明。作为争议的核心,个性化营销场景之于合同所必需规则的适用可通过合同目的和比例原则的考量予以单独证成。

我国个人信用信息采集规则的构建

数字社会不仅为信用社会建设构筑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对信用制度的完善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采集建立了知情同意以及例外规则,现行征信业管理条例并没有建立适应征信业发展的信用信息采集特别规则,无法适应数字时代信用信息的广泛性、复杂性等特点,限制了信用报告的使用范围并降低了使用效果。为实现个人信息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建议对个人信用信息采集和利用实行区分规则,即采集告知规则和利用同意规则,信用机构可以最大限度地收集个人信用信息,保障信用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真实性。同时,为了防止个人权益受到不当侵害,可以提高信用机构设立条件并采取行政特许制度,要求信用机构承担信息采集谨慎注意义务,不能超范围收集信息,并初步审查信息的真实性,同时加强数据共享,完善行业准入与退出机制。

个人金融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告知—同意”规则优化

遵循“告知—同意”规则,是保护和利用个人金融信息的基础。实践中,告知标准模糊、同意方式单一和“告知—同意”规则运行失范,导致金融信息主体难以决策、金融信息处理者负担加重、信息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建议通过细化“告知”情形、拓宽“同意”边界、规范“告知—同意”规则,更好地保障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规则的修正与纾困

告知同意规则有效维护了个人对信息的自治,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帝王条款”。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这一规则的适用遭遇严峻挑战:对个人权益的保护作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有时还可能阻碍数据信息的自由流通。主张区分敏感信息与一般信息、对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的既有解决方案均不足以化解困局。大数据时代告知同意规则的优化之策应当是:在告知层面,应对告知协议的形式与内容作出合理限定;在同意层面,应征求信息主体的持续、动态同意,并保留同意的例外情形;在技术层面,应充分运用技术手段参与规则修正;在信息主体层面,应着力提高信息主体数字素养,增强其对不法信息处理请求的识别、辨别能力。

论网络痕迹信息保护中的告知同意规则

信息主体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生的网购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浏览记录等网络痕迹信息能够刻画出数字人格,精准评判用户的性格特征、行为偏好等。传统赋权模式下告知同意规则作为处理网络痕迹信息的合法依据存在权益保护模式不足、告知同意规则适用边界不明确的局限性,对此,可借鉴欧盟的立法,由赋权模式转向数据信托模式,将信息处理者与信息主体的合同关系调整为信义关系。在数据信托的模式下,可以重新界定告知同意规则适用的边界,更好地平衡法益。

以场景理论为基础的告知-同意规则完善研究

告知-同意规则是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制度。尽管该制度运行多年,但用户在实践中仍未实质参与其中。通过考察司法案例、信息处理平台以及信息主体对告知-同意规则的认识这三个视角,厘清告知-同意规则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不足,从而分析该规则的完善路径。一方面,在基本框架下引入场景理论,通过细化用户删除、撤回对信息的授权同意以明确个人信息的动态保护;另一方面,引入第三方中立机构对隐私条款进行专业性评估,以从专业角度给予用户利益权衡。

个人信息保护告知同意规则的“困境”及其出路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轻松,更加方便快捷,但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例如个人信息泄露等事件的发生,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困扰。告知同意规则是用来平衡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关系,对其处于优势地位的数据处理者进行制衡,以此最大限度地避免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公民对其个人信息的主导权处于劣势地位,告知同意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流于表面形式,因此如何解决“同意困境”成为当前无法回避的问题。

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规则的立法纾困

我国立法对告知同意规则的适用采用了以预设构成要件为主的先定性调整模式。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旧存在一些问题,如存在未考虑信息处理场景的复杂性,信息主体意思自治受限、博弈机会丧失等问题。告知同意规则中个人信息的权益属性以及合同双方的博弈性均与调适性调整模式的动态性及灵活性相契合。就此,应当将调适性调整模式引入告知同意规则当中。具体而言,应当引入场景区分规则,在信息收集场景下削弱告知同意规则的免责及减责作用,在其他信息处理场景下明确信息处理者告知义务的履行范围,在合同履行中限制信息主体单方变更权的行使,赋予信息主体“违约+精神损害”的救济请求权。

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规则的规范构造

告知同意规则在个人信息保护中处于重要地位,但是告知同意规则在适用中存在诸多问题。引入激励机制能够促进信息处理者积极履行告知义务以及信息主体提供更高质量的“同意”。在对信息处理者激励的层面上,赋予告知同意规则以排除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功能,并限制信息主体单方变更权的行使范围。在对信息主体激励的层面上,赋予信息主体可选择“同意”的空间,设置“一键同意+可以商讨”的选择结构。引入激励机制的告知同意规则能够在不偏离原有制度框架的基础上,有效促进个人信息保护与个人信息流通的平衡。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流通中的个人信息私法保护规则研究——以“告知-同意”规则为视角

2020年起,央行于深圳、苏州、北京、上海等多地陆续试点发行数字货币。当前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以数字密钥链的形式存在,在密钥数据链中包含着个人的数字货币账户、银行账户与密码、交易记录、财务状况等个人信息,此类信息在法定数字货币流通中面临着被商业主体轻易抓取,并且不经过同意即被利用的问题。现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框架下对个人信息的处理适用"告知-同意"规则,而该规则存在一定缺陷,在法定数字货币流通过程中,个人信息难以在该规则下得到有效保护。本文以"告知-同意"规则为出发点,探讨"告知-同意"规则在法定数字货币流通的过程中保护个人信息的适用困境,并从规则重构等角度提出完善个人信息保护路径的建议。

平台经济中个人信息“告知—同意”的性质认定与规范解释

现有的实践显示,平台经济领域中个人信息的“告知—同意”模式深陷困境: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流于形式,信息主体的同意行为缺乏有效性,该模式未能平衡好保护个人权益和促进数据利用之间的关系.面对实践中的困境,须以法律解释方法,在明确告知义务与同意行为法律性质的基础上,寻求“告知—同意”新的解释框架.告知义务兼具公法和私法属性.隐私政策仅是告知义务的履行行为,不应认定为合同,信息主体作出同意的表示是基于对经营者和国家监管的信赖.构建“告知—同意”新的解释框架,应以告知义务为核心,塑造以信赖为中心的互动环境.告知义务应朝着标准化和场景化发展,宜采用网络用户类群化标准判断,针对不同类别的信息主体确立不同程度的告知责任.而互信环境的建立,不仅需要明确信息主体的多项请求权基础,还应规范好平台经济领域的数据处理活动和竞争秩序.

App隐私政策中告知同意规则适用的研究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手机等设备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服务可以通过 App来提供,但 App提供服务需要收集个人信息,会发生侵害用户权益的问题.App为了表明自身收集信息是合法的,通常都会制定隐私政策,然而隐私政策的不明确对用户而言存在诸多风险,隐私政策与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密切相关,隐私政策是否契合告知同意这一法律规则,成为 App经营者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关键问题.

论沉默权的程序保障规则

从人权保障以及人类司法走向文明、民主的角度来看,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已成为必然。由于沉默权直接威胁到“公权力”的实施,因而极易受到司法人员的侵犯。因此,对沉默权的程序保障应当与确立沉默权制度本身一样重要。本文从现有国外立法入手,借鉴国外经验,认为应当在我国确立“告知规则、放弃规则、排除规则以及律师参与规则”以确保沉默权真正成为嫌疑人、被告人“行为中的权利”。

试论程序性刑事证人证言规则的建构

文章从总体角度论述了建立程序性刑事证人证言规则的必要性及原则考虑,并对目前应建立的具体的程序性刑事证人证言规则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为完善证据立法尽微薄之力。

论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

告知同意规则由告知规则与同意规则组成。告知规则意味着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负有向个人进行告知相关事项的义务。无论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是否基于个人的同意,处理者原则上都负有告知的义务,除非法律规定了可以免于告知。告知义务对于确保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处理的知情权,贯彻落实公开透明原则具有重要作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对免除告知义务的情形、告知义务的履行方式、告知的内容等作了详细的规定,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还需要进一步通过相关立法和标准作更细致明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