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场景理论为基础的告知-同意规则完善研究

告知-同意规则是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制度。尽管该制度运行多年,但用户在实践中仍未实质参与其中。通过考察司法案例、信息处理平台以及信息主体对告知-同意规则的认识这三个视角,厘清告知-同意规则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不足,从而分析该规则的完善路径。一方面,在基本框架下引入场景理论,通过细化用户删除、撤回对信息的授权同意以明确个人信息的动态保护;另一方面,引入第三方中立机构对隐私条款进行专业性评估,以从专业角度给予用户利益权衡。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流通中的个人信息私法保护规则研究——以“告知-同意”规则为视角

2020年起,央行于深圳、苏州、北京、上海等多地陆续试点发行数字货币。当前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以数字密钥链的形式存在,在密钥数据链中包含着个人的数字货币账户、银行账户与密码、交易记录、财务状况等个人信息,此类信息在法定数字货币流通中面临着被商业主体轻易抓取,并且不经过同意即被利用的问题。现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框架下对个人信息的处理适用"告知-同意"规则,而该规则存在一定缺陷,在法定数字货币流通过程中,个人信息难以在该规则下得到有效保护。本文以"告知-同意"规则为出发点,探讨"告知-同意"规则在法定数字货币流通的过程中保护个人信息的适用困境,并从规则重构等角度提出完善个人信息保护路径的建议。

刑事诉讼中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问题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将刑事诉讼统一纳入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体系当中,需要认真研究刑事诉讼中如何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个人信息保护中的核心规则“告知-同意”规则在刑事诉讼中基本失效,同意规则无须适用,告知规则设置了宽泛的例外,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应当明确例外的界限与适用情形。对于个人信息保存时限、委托处理个人信息的相关规则、自动化决策和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刑事诉讼中都应当进一步予以细化规定。个人信息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呈减损状态,但不应被彻底剥夺,应当着力强化刑事执法、司法机关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义务,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法》适用于刑事司法领域的若干支撑配套制度,包括将规制场景由技术侦查扩展至更为广阔的信息收集实践,强化事先数据合规制度建设,增设检察机关作为刑事司法系统中投诉处理的负责机构等。

人脸信息保护的制度基础、现实难题与法律因应

人脸识别技术当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综合治理和数字经济等领域,极大地提升了服务和管理效率,但与此同时,人脸识别技术的不当使用也给人脸信息保护带来了一定的现实风险。目前,我国关于规制人脸信息违法处理行为的法律体系尚存在抽象原则多于具体规则、模糊规定多于明确规定、概括性条文多于精确性条款等不足。法律适用问题在人脸信息保护实践中产生了“告知-同意”规则适用形式化、行政监管效力虚化、司法救济困难化等现实难题。今后,可以从优化“告知-同意”规则的分场景强度适用机制、完善行政监管的效用性监管和专业化监管,以及构建更为灵活、多元的权利救济渠道等方面,更好地提升人脸信息保护实效。

合规视角下企业处理个人信息的风险检视及制度因应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企业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和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这也使得企业处理个人信息时面临更复杂的挑战和更多的法律风险,尤其表现在外部合规规范缺乏、用户个人信息生命周期管理和敏感信息不当利用等方面。基于此,要实现企业用户个人信息合规,须在平衡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和合理利用价值基础上,国家和企业协同发力。一方面,健全合规指引体系、细化个人信息分级分类保护、建立合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完善“告知-同意”、最短存储时间和删除规则,制定风险评估和应急响应计划,加强技术防护。

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与制度完善

在大数据时代,面对个人信息大规模收集使用的现实情况,普遍存在的认知问题与结构问题破坏了个人信息自我控制的基础,大数据的特征与运行规律限制了告知-同意、目的限制、数据最小化等工具(原则)的效用,需要超越个人控制范式,迈向社会保护范式。检察公益诉讼是社会保护范式得以实现的重要机制,个人信息的公共性是检察公益诉讼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正当性基础。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案件类型、诉讼请求范围、诉讼规则、赔偿金归属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完善空间。《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对现有问题进行了回应,但内容仍然较为笼统和粗疏,难以给司法实践提供具体指引。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应当将风险预防作为该项制度的主要功能,拓宽案件线索来源,简化前置性程序,积极探索预防性公益诉讼,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的示范引领作用。还应当进一步细化诉讼事由,避免将“侵害”简化为“损害”,落实举证责任倒置,建立健全惩罚性赔偿、赔偿金管理等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