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机制研究

在实践中,“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自诉人往往面临着证据不足的诉讼困境,通过自诉维护自身利益的难度较大。其原因在于,我国将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追诉机制一律规定为自诉。在比较法视角下,日本采取公诉垄断主义,而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均采取公诉自诉并行主义,对我国均有借鉴价值。笔者认为,可从降低自诉起诉要求、衔接自诉转公诉、增强检察机关介入三方面对现有追诉机制进行完善。此外,基于立法目的及文义分析,也应当允许告诉才处理案件被害人通过公诉寻求救济。

社会转型期告诉才处理制度的价值根基与范围重构

告诉才处理制度是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横跨刑事法和民事法范畴、兼具实体法和程序法意义。告诉才处理制度具有防止公诉权滥用的制度性价值、合理配置国家司法资源的经济性价值、体现亲亲相隐的人伦价值、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政策性价值等多重价值。现行立法中对于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范围划定有诸多瑕疵,应当根据告诉才处理案件的特定原则对其进行合理化重构。建议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以及一部分侵占罪排除出去,同时将某些亲属间财产型犯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性暴力犯罪、侮辱尸体罪等纳入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范围。

论告诉才处理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告诉之帮助

告诉才处理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可能受外力因素制约、提供证据能力弱而无法告诉或在告诉后无法继续支持告诉,这就使被害人告诉帮助成为必要。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前两种情况下被害人告诉帮助作了粗略的规定,但后种情况如何处理仍无相关规定。针对告诉处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九)》对侮辱罪、诽谤罪和虐待罪的告诉才处理作了相应的修改,以使特定情形下的被害人能获得告诉的帮助,但其规定并不能适用于所有告诉才处理的刑事案件。应当完善相关的规定,为被害人失踪期间告诉权的行使提供帮助,为证据提供困难的被害人提供帮助,也为告诉后无法继续支持告诉的被害人提供帮助。

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在告诉才处理案件中的法律地位

告诉才处理，是指犯罪必须由被害人亲自到司法机关告诉，司法机关才能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案件的被害人都能够顺利地去司法机关告诉。为此，我国刑法规定，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或威吓无法告诉的，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那么，检察...

检察机关对告诉才处理案件提起诉讼的原则--对刑法第98条的解读

刑法第98条规定,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被害人因受强制、威胁无法告诉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告诉。从诉讼原理上看,检察机关提起的这种"诉"是自诉而非公诉,其实际是以被害人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代为提起并参加诉讼的。检察机关进行的此类活动本质上是公诉权对自诉权干预的一种形式,其体现公权力的治理功能,发挥公诉权对自诉权的扶持和帮助作用。但立法规定的这种"干预"在干预的理由、干预的时点、干预的方式等方面有待完善。为保证控、辩平衡,检察机关在考虑为被害人行使自诉权提供扶持和帮助时需审慎,把握一定的"度"。

论侵占罪的“告诉才处理”——兼谈侵占罪的诉讼形式

刑法规定侵占罪“告诉的,才处理”;侵占罪与其他“告诉的才处理”的犯罪有着本质区别,理解并剖析侵占罪“告诉才处理”的真正含义,可使侵占罪的诉讼形式更具实践操作性;增加例外的规定将使侵占罪的“告诉才处理”显得更为完善,诉讼形式也随之改变。

论在知识产权犯罪诉讼中建立完善告诉才处理制度的必要性和方法

当前加强知识产权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创新应当首先建立告诉才处理制度,告诉才处理所体现的自力救济精神和知识产权的私法本质有相兼容性,为了保证此类案件的公正,应当设立检察监督制约制度。

论侵占罪不应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

现行刑法把侵占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这是不妥当的，它导致对合法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保护不力。从完善立法的角度而言，刑法应否定侵占罪告诉才处理的规定，而将侵占案件划入到公诉案中。

论亲告罪“告诉才处理”的法律性质

我国《刑法》在总则与分则中都规定了亲告罪,即告诉才处理的犯罪。但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法律性质是什么, 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存在较大分歧。通过对此进行综合比较和深入思考,可以认为“告诉才处理”的法律性质应属于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特殊条件。

论侵占罪的“告诉才处理”——兼论便占罪的诉讼形武

刑法规定侵占罪“告诉的才处理”。然而，侵占罪与其他“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有必要剖析侵占罪“告诉才处理”的真正含义，增加例外的规定，使侵占罪的“告诉才处理”制度更为完善。

什么叫“告诉才处理”

某些刑事案件需由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向法院提出控告,法院才予受理,不告诉就不予处理。这叫做"告诉才处理"。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案件有以下三种情况。

关于告诉才处理案件追诉模式的建议

案件的追诉模式有国家追诉模式和私人追诉模式两种。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模式属于私人追诉模式,这种模式仅实现了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没能及时有效地保护被害人利益。文章具体分析了该追诉模式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并提出应当拓宽追诉途径,使公权力有限地介入,以保障被害人告诉权行使的建议。

对虐待罪告诉才处理的例外规定之反思

虐待罪是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作为虐待罪告诉才处理的例外规定,《刑法修正案(九)》在第二百六十条第三款新增"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恐吓无法告诉的"作为虐待罪告诉才处理的例外规定。尽管刑法规定上述两个方面作为虐待罪告诉才处理的例外,但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务中,这两个例外规定均不足以弥补虐待罪作为告诉才处理犯罪的缺陷。文章通过对虐待罪告诉才处理例外规定的辨析,在结合我国国情并借鉴国外刑法规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虐待罪立法之建议。

强奸罪不能纳入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范围——对娱乐圈性侵事件的反思

我国告诉才处理案件属于自诉案件中的一类,需要由自诉人推动案件的全过程。告诉才处理案件在我国有一定的社会根基,确立其范围的基本思想包括轻微思想、和解思想和隐私思想。从社会功能方面和立法原义方面来看,告诉才处理案件都并不必然等于自诉案件。强奸罪因侦查取证难度大等自身性质的原因而不适合纳入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范围;即便对告诉才处理案件的救济方式进行改革,将强奸罪纳入其中也不利于对被害人的特别保护。

论告诉才处理案件中被害人死亡后诉讼程序的处理

在刑事自诉案件中,关于自诉人在诉讼中死亡的情形的后续处理,存在着法律空白。在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中,出现被害人非因被告人行为导致死亡的情形时,为不致出现被害人一方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的情形,在分析其告诉才处理案件所保护客体的基础上,与其他两类自诉案件所保护的客体作比较,结合现有的法律条文,提出终止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诉讼程序,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提供新思路。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中被害人告诉困境与破解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中被害人面临着自身有权利但无能力,案件难进入实体审理程序,且证明标准严、难胜诉的告诉困境.被害人诉求没有得到满足,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表明现有告诉才处理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充分运用.通过适当降低法院对告诉才处理案件的立案要求,完善公安机关初查、检察机关起诉协助机制,同时,适当降低刑事自诉案件的证明标准来摆脱告诉困境,让告诉才处理案件中被害人真正享受告诉权,进而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

新刑法规定“告诉才处理”的犯罪

1997年10月1日实施的新刑法第98条规定:"本法所称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处理。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刑法上的"告诉"。

侵占罪告诉问题研究

现行刑法规定侵占罪“告诉才处理”,主要是由该罪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在侵占案件中,单位可以成为告诉的主体,侵占罪的诉讼形式应以自诉为主,但对侵占公共财产的应增加除外的规定。

关于证据不足自诉案件的处理

本文针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 171条关于证据不足的自诉案件处理的规定所存在的缺陷 ,根据我国法律关于自诉案件的有关规定和立法原意及不同种类自诉案件在程序和实体上的差异等的考察和分析 ,认为应按照不同种类自诉案件的性质分别立法设置不同的处理程序 ,使证据不足自诉案件的处理与起诉制度、证据制度和撤诉制度等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