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丝绸之路上的变文、讲经文音乐(上)

变文音乐和讲经文音乐是丝绸之路音乐的重要品种。变文是小品式说唱文,起源于对因缘故事的讲唱,中古时期配合画卷和连续构图式壁画,既讲唱佛经,也讲唱世俗故事;讲经文是连环式说唱文,以整本佛经为讲唱内容,中古时期配合向心式洞窟壁画等大型经变。二者来源于西域的呗、赞之二分,到晋代演为经师、唱导之二分,到唐代进而成为俗讲的两种主要方式:构成共生(而非互生)关系。其音乐以来自六朝的呗赞音乐为基础,所以使用了一套音曲符号:其中“平”“侧”“断”是三种呗赞曲调,联系于三种定弦方式或三种调式;“经”“偈”“诗”“韵”是四种吟诗曲调,分别接受了吟经之法、吟诗之法、琴曲揉弦之法的影响;“古吟上下”等则代表六朝的吟诵古调。变文音乐和讲经文音乐皆沿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到唐代,积极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曲子音乐。不过,其音乐成分仍有区别:讲经文说唱的特点是增用新的呗赞曲调声法,变文说唱则在保留六朝吟诵调的基础上,按“乐官”方式“调置曲词”。变文的充分世俗化,使它在文本体制、说唱程序等方面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民间说唱。

论丝绸之路上的变文、讲经文音乐(下)

变文音乐和讲经文音乐是丝绸之路音乐的重要品种。变文是小品式说唱文,起源于对因缘故事的讲唱,中古时期配合画卷和连续构图式壁画,既讲唱佛经,也讲唱世俗故事;讲经文是连环式说唱文,以整本佛经为讲唱内容,中古时期配合向心式洞窟壁画等大型经变。二者来源于西域的呗、赞之二分,到晋代演为经师、唱导之二分,到唐代进而成为俗讲的两种主要方式:构成共生(而非互生)关系。其音乐以来自六朝的呗赞音乐为基础,所以使用了一套音曲符号:其中“平”“侧”“断”是三种呗赞曲调,联系于三种定弦方式或三种调式;“经”“偈”“诗”“韵”是四种吟诗曲调,分别接受了吟经之法、吟诗之法、琴曲揉弦之法的影响;“古吟上下”等则代表六朝的吟诵古调。变文音乐和讲经文音乐皆沿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到唐代,积极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曲子音乐。其音乐成分有区别:讲经文说唱的特点是增用新的呗赞曲调声法,变文说唱则在保留六朝吟诵调的基础上,按“乐官”方式“调置曲词”。变文的充分世俗化,使它在文本体制、说唱程序等方面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民间说唱。

敦煌偈赞文学的歌辞特征及其流变

敦煌偈赞文学在本质上应属于音乐文学范畴。本文试从音乐方面探寻偈赞的歌辞特点。偈赞歌辞明显的音乐特征是；这些偈赞歌辞载有＂平＂、＂侧＂、＂断＂、＂吟＂等呗赞声法的标识，具有吟唱性质；和声的加入，是齐言偈体向杂言赞辞变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偈赞文辞形式的差别，应看作曲调音乐形式的变化。偈赞体的流变，即是偈赞的谣歌化和曲子化，梵音的歌调化。表明敦煌偈赞在隋唐五代兴起的俗讲、唱导的发展中不断地俗乐化。这个通俗化又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即胡化与华化的同时进行。

略论中国佛教音乐系统的形成

佛教音乐是中国民间音乐中影响很大的一部分,它的体制和风格上的独特系统在汉、唐之间逐渐形成。呗赞音乐、唱导音乐、佛曲音乐在一个重要方面实现了宗教艺术的功能,使得佛教音乐系统显示出一种自我完足性。

经呗新声与永明时期的诗歌变革

本文通过对魏晋南北朝佛教经呗之地位、兴盛原因、语言方式等情况的考察,重新确定了中古佛教声唱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认为:一、佛教对中国音韵学的影响,主要不是通过呗赞、转读,而是通过佛经翻译体现出来的。二、永明年间,佛教歌辞已经历从翻译佛偈到创作佛偈的转变,进入文人化的阶段。三、经呗新声和永明诗歌具有同样的创作宗旨和创作方式,是同一时期并驾齐驱的两大文化运动。四、经呗新声对永明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语言手段方面,即确立了吴地佛经吟诵方式的官方地位,从而推动了同样以吴地方音为语音基础的、新的诗歌吟诵方式的形成。

原始佛教的音乐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本文认为，原始佛教音乐是在历史悠久的仪式赞诵制度和史诗吟唱制度、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广场艺术的发展几个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它们为佛教的仪式音乐提供了素材，为其音乐理论提供了依据。原始佛教音乐的体裁是因说法宣教的需要而产生，佛教的著作形式是其创教时期为便于口传和记忆而采用的音乐手段的综合表现。作者分析了原始佛教的音乐观和音乐政策，认为其音乐观集中表现为：善声和恶声；雅音和方音；音乐之有欲和无欲；音乐形式和语义内容四组关系（矛盾），原始佛教以辩证的方式进行了处理。本文对原始佛教音乐活动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