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员外官与试官

员外官与试官是唐代职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去常常将它们简单地视作一种冗官现象。通过探讨员外官与试官的起始、内部结构、政治作用以及对当时政治生活的影响,考证了一些史籍的错误记载,同时还指出了它们对唐以后王朝职官制度发展的影响。

唐代户部别贮钱的来源

唐德宗贞元四年(788)二月,根据宰相李泌的提议,在朝廷正库左藏之外,设置了由一位户部侍郎专掌的钱库,贮纳一笔国家经费,作为京官俸料及国家'防缓急别用',称户部别贮钱,或户部钱。唐代后期,户部别贮钱在财政经济上起过重要作用,并且对财政职官体制的变革颇有影响。

谋官不易

科举制度自唐代开始渐成选官的重要渠道,每年进入冬天之后,数千名被各州府举荐的各科举子、各学馆举送的各类生徒齐聚长安,他们皆身披白色的麻衣,京城一时间＂麻衣如雪,纷然满于九衢＂。正月元日后,礼部主持贡举试,百人左右的举子脱颖而出成为胜出者,待二月的吏部关试之后,这些人在曲江亭子里举行关宴,食物系＂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及第举子们神采飞扬,引来长安市民的围观,曲江之畔车马喧阗,人流杂涌,繁盛无比,

从“补史”到“重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

历史研究工作者所面对的文字史料,大略可以分为＂原始史料＂和＂编纂史料＂。前者一般是指没有经过人为修饰而直接留存下来的史料;后者则指学者、文人编写的著作、撰写的文章,是经过各种编纂过程的史料。中国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史料非常丰富,而且种类繁多,但明清以前,真正的＂原始史料＂却十分缺乏。在＂编纂史料＂中,有纪传体的正史,有编年史、政书、地志、行纪、谱牒等,这些史料应当说是提供给今天的人们认识历史真相的主要依据,但也不能不承认有些史料有其自身的偏见和倾向。比如官方史家站在“天朝大国”的立场上，往往对周边民族和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因此也就没有对其做详细的记载，而是放在“四夷传”中，用简洁的笔墨略加记录，文字篇幅有的不如中原人物的一篇传记；而且所记内容也是从中原的立场出发，重点在人口、兵员、至中原都城的里程、土产和朝贡情况，均从中原王朝加以控制的角度和朝贡制度方面记载；对于该王国、部族的语言、民俗、宗教信仰、典籍文化等等，往往付之阙如。经行西域地区的一些僧人传记，比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在某些方面可以弥补正史的缺陷，但玄奘是一位信仰大乘佛教的僧侣，对西域小乘佛教王国的信仰与教义不屑一顾，对信奉非佛教的婆罗门或琐罗亚斯德教徒，更是加以斥责，可以说没有留下详细、准确的记载。

唐玄宗朝北衙禁军准内廷体制的形成及其影响

北衙禁军是驻扎在宫城北门玄武门以北,专门负责皇室安全的天子亲军。玄宗一朝,以龙武军建立和设置官署为标志,北衙禁军与南衙彻底脱离关系,形成类似于内侍省的独立官僚体系和内部司法权,本文称之为'准内廷体制'。禁军将领的社会身份也随之降低,被目为奴官,与梨园弟子、斗鸡小儿等相埒。更为重要的是,禁军脱离南衙后,渐渐受到宦官的影响和控制,从而奠定了唐后期宫廷政治的基本格局。

1993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

１９９３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牛来颖纵观本年度的隋唐五代史研究，学界在深入具体地研究传统史籍和新出史料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论题和新观点，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出版的研究专著有：王仲荦著、郑宜秀整理《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王永兴《陈门问学...

三无坐处

逮乎景龙,官纪大紊,复有斜封无坐处之诵兴焉。'注':政出多门,迁除甚众。自宰相至于内外员外官及左右御史,多者,则数逾十倍,皆无厅事可以处之,故时人谓之'三无坐处',谓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也。——唐杜佑《通典·职官典》[译文]在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任命官员的制度非常混乱,又出现了许多'斜封官'(中宗时,权宠依势用事,受贿卖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