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员额制改革的反思

检察机关员额制改革虽已进入“后员额”的稳定时期,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值得反思。反思之一在于,“办案”定义的教义学缺失,导致围绕“办案”所划分的部门和人员存在逻辑悖论,既非办案,何来员额;既非员额,为何办案。反思之二在于,检察官助理角色定位模糊,检察官助理办案面临“代为履行”与“代位履行”的两难处遇,“助理办案、检察官批案”俨然成为新的审批层级。反思之三在于,检察官助理上升渠道的天花板现象已经显现,现行《检察官法》给检察官助理带来了多重影响。人员分类可由“三分法”走向“四分法”,员额检察官职权不能由检察官助理“代位履行”,同时可创新检察官助理“三阶式”培养机制,建立动态员额调整机制,实现检察机关员额制改革的长远成效。

我国法院“案多”的现状、缘由与缓解之策——以A市F区法院员额制改革为视角

当前,学界大多数研究从案件数和法官人数角度探究法院“案多人少”,缺乏对案件本身的相关分析。鉴于此,以A市F区法院的数据为样本,通过梳理和分析该法院“案多”的现状和新增案件详情可发现,有相当多的案件属于审理时间短、以撤诉方式结案的物业服务合同和供用热力合同案件,且大部分属于串案,造成这一现状的重要缘由是法院为争取员额人数而人为扩充的案件。对此,可从可持续性巩固和推进员额制改革、实质性地完善相关配套机制两个方面缓解法院“案多”的现状。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研究——兼论“员额制”的落实

检察人员管理中长期存在的行政化、属地化、单一化等问题,究其根源在于没有真正落实"分类管理",从而导致检察官角色定位不清、司法属性弱化。按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改革精神,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和"员额制"等成为新一轮"司改"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从目前检察人员管理中存在的两大问题来看,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检察官的职业化和精英化,改革的重点是落实"员额制"和针对不同类别的人员量身定做不同的配套管理模式并加强职业保障。

隐忧与出路:关于法官员额制的思考——基于A省B市C区法院员额制改革的实证分析

始于2015年的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地区的A省B市C区法院在实施法官员额制改革以后,一线审判力量被削弱,审判效率有所降低,审判权运行机制及配套制度尚未落实到位;其中反映出司法人员的责任制与员额制衔接不够,员额法官比例设置缺乏科学有效的依据,法官选任机制存在隐忧等问题,需要科学确定员额法官的基数,建立员额法官的选任与补充机制,加快配套改革等方面加以应对和完善。

法官员额制的新问题及其应对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再次明确提出建立法官员额制,并提出了部分配套措施,而且试点法院也纷纷展开了员额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官员额制符合司法运作的一般规律,其对于司法效率的提高、司法公正的推进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法官员额制改革虽尚未全面展开,其遇到的问题却已逐渐呈现出来。问题的产生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当前我国的司法制度造成的,另一部分则是员额制改革所必然遇到的问题。因此,对于员额制改革,一方面要抱着积极应对的态度,支持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要积极解决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相应预案,未雨绸缪,以减少改革的阻力,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

法官员额制改革及其对国家监察官制度的启示

监察官的专业能力是决定其履职效果的关键因素。我国公务员制度自建立以来,在人事管理制度上选择的一直是行政化模式。与行政化模式相对应的则是专业化模式。我国早在1995年就颁布实施法官法,但受传统制度影响,长期以来法官管理采取的也是行政化模式。党的十八大后,法院系统实行了员额制改革,即改用专业化模式。我国法官制度的曲折演进及最终走向专业化,对建立国家监察官制度有两点重要启示:第一,国家监察官制度一定要第一时间走专业化的新路;第二,在具体措施上可以部分借鉴法官员额制改革的经验,包括对全体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单独的监察官专业序列等。由于专业特点、专业化发展阶段不同,在建立专业监察官制度的过程中,不能完全照搬法官员额制。比如,反腐和监督工作所需人才专业口径很宽,而不只是法律一个方面;相比于员额法官,专业监察官的比例应当更高;建立专门的廉政学科和开展专业培训也十分必要。

司法改革转型期的失序困境及其克服——以司法员额制和司法责任制为考察对象

司法改革转型期作为制度变革的过渡时期存在着一种失序的危险。这种潜在的危险受到司法改革的时间与空间、日渐发达的法律服务市场以及司法改革的行政化推进方式等三个宏观因素的制约。司法改革转型期的失序困境主要源自于传统司法秩序中五对基本关系的失衡,其中包括人员数量与办案量、办案人员所承担的权责与待遇、入额人员与司法辅助人员、权力下放与权力控制以及司法事务与行政事务之间的关系。为了平稳渡过司法改革转型期,需要从时间安排、吸收民意和各界意见、统一规划司法改革推进节奏以及协调顶层设计与基层经验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来进一步改善。

从台湾法官与司法辅助人员的关系看大陆法官员额制改革

合理界定法官与司法辅助人员尤其是法官助理的关系,是大陆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不同于大陆法官员额制改革中法官与法官助理的权责可能出现混同以及法官从法官助理中"择优选任"的制度设计,台湾法官和法官助理有着较合理的配比,法官和法官助理承担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分处迥异的选任和晋升管道。相对于大陆的制度设计,台湾模式更有利于避免法官与法官助理工作的混同从而保证审判的亲历性,台湾模式也更有利于职业法官的养成。

员额制改革背景下的法官约束与激励机制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司法改革的总目标:保证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自2014年起,全国各省份分三个批次进行了司法改革试点。其中,法官员额制改革是关系法官切身利益的一项核心内容。在员额制背景下建立有效的法官约束和激励机制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目前司法改革中采取的设立法官单独的职务序列、提高法官薪酬的措施有利于法官激励;合议庭、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有利于司法去行政化;法院人财物省级统管有利于司法去地方化。在已有改革措施基础上,司法改革还应在法官司法特权、人身安全保障和维护法庭威仪方面做出改进。

“成本—收益”视角下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博弈问题

法官员额制改革涉及法院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如何理解并尊重利益相关方的合理诉求,妥善协调好改革各方的利益关系已成为影响员额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为此,有必要首先对"谁参与入额竞争"的利益相关方进行界定;其次,对入额与否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而理性认识员额制;再次,深入分析不同类型利益相关方,权衡利弊后,明确在竞争入额、放弃入额、辞职"离场"三种博弈策略之间进行选择的缘由及其激励因素;最后,提出基于利益激励结构变革的员额制改革优化,改变利益相关方的职业预期及其博弈策略选择,以利益导向落实改革目标。

论我国法官员额制改革困境与出路

法官员额制改革关涉法院内部人员的切身利益,事关司法改革的成败。法官员额制改革近两年来快速推进,可复制经验尚未及研判得失即"遍地开花"。本文简要回顾我国法官员额制改革历程,剖析了法官"三化"改革美好愿景所面临的现实困阻,恪守问题导向原则,有针对性地提出五个方面的化解对策。

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评估运作机制研究——兼以法院员额制试点改革为样本

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部署,明确了司法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但在试点的过程中,没有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评估和改革,尚未建立科学完善的评价机制。改革试点评估机制是建构现代化司法制度的决策基础,可以获得和积累对新体制的知识存量,反馈修正制度设计,激发制度变革动力。以司法体制改革中的法院员额制改革为样本,着重分析当前改革试点评估的现状和问题,明确试点评估的主体、原则和基本方法,探索完善司法改革试点评估运作机制的具体路径和操作模式十分必要。

院庭长办案与员额制改革

院庭长入额与入额后的院庭长办案是法官员额制改革中一个引起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的问题。绝大多数院庭长来源于优秀法官,因而院庭长入额具有正当性。但入额后确有少数院庭长未按照要求办疑难、复杂等难办的案件,办案数量达不到要求,甚至将计算在自己名下的案件交给合议庭的其他法官、法官助理来办。为落实院庭长办案,需要采取院长带头办案、为院庭长减负、上级法院进行督查、对不按照规定办案的院庭长采取惩戒措施、进行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的综合性措施。

论员额制下审判辅助人员的设置与管理——以港澳地区司法辅助人员制度为视角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核心目标下的司法人员员额制改革,对审判辅助人员实行分类管理等举措,不应仅被视作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阶段性口号或动议,更应被视作尊重司法与诉讼规律、确保司法权与裁判权充分、正确、高质效行使的长久之策。本文着重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已然发展成熟的司法辅助人员管理制度进行分析借鉴,以期厘清员额制下我国审判辅助人员设置与管理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基层检察院员额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基于M市检察系统员额制试点前舆情分析

进行"单独职务序列改革",也就是员额制改革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采取的方式是先试点后推行。但是目前为止改革方案迟迟没有公开,试点地区如何进行改革也无从得知。基于对未试点地区M市检察系统的调研,对此次检察院员额制改革的背景、推行中遇到的困境以及解决出路进行分析。

嵌入与抽离: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利益衡量研究

司法体制改革是新形势下加强依法治国建设的重要举措,法官员额制改革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法官员额制改革对于推进法官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从而将优秀法官集中到办案第一线等都具有重要作用。其本质上是一场利益衡量的变革,涉及个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必须正确认识法官员额制改革的目标意义,防止认识误区和行动困境,为此,需要根据利益衡量甄别规则,厘定可相容利益位序,嵌入与改革目标一致的利益,在不相容利益间做出选择,抽离与改革目标相背离的利益,在此基础上推进实践建构。

论法官员额制的主体性向度

面对"公正司法"和"个案正义"的时代呼唤,从人民法院的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的相继出台,到相关法律文件的不断完善和实施,再到法官员额制试点工作的全面铺开,法官员额制改革不断深化。员额制的技术性问题固然重要,但也要防止跌入为员额而员额,为改革而改革的误区。从主体性视角看,法官员额制的内在理路在于提升法官的主体性,即能动性和自主性。法官主体性不是孤立的抽象存在,它实现于法官与当事人、法官与法官或其他人员的互动之中。实现法官主体性的困难不在于法官员额制本身,而在于它的语境障碍,即相应配套改革措施的滞后。

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当务之急与长远之计

法官员额制是决定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成败的核心问题。当前构建法官员额制涉及到比例、标准、人员分流、职业保障和激励、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与辅助人员配备、司法监督和责任追究等基本问题。推进法官员额制改革,需要法院体制重构、诉讼制度改造、法官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配套体制机制制度支持和支撑。

法官员额制之异化风险与未来路径

法官员额制是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施行过程中存在较多问题。基于经验研究与逻辑思辨之方法,透析改革暴露出来的问题,如"法官离职现象""案多人少状况""司法效率低下""法院行政化""模糊职责定位"等,挖掘改革本身不完善之处,如"传统行政化体制""资源配置不协调""选任标准固化"等,剖析制度异化的根本问题,如"改革限制与逻辑悖论""重构秩序的杂乱困境""改革过程障碍""改革程序非实质性""改革制度滞后性与不确定性"等,最终确定适合我国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基本向度,包括加强审判独立理念、优化法院资源配置、迈向精英司法未来之路。

检察官员额制改革三题

检察官员额制改革是是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关键之所在,事关检察改革的成败。检察官员额制度的构建应当注重三方面内容:其一,选任制度的构建。包括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实体性问题,即员额内检察官的选任条件设置,其又分为积极选任条件和消极选任条件;程序性问题,即员额内检察官的选任程序构建。其二,考评体系的构建。员额内检察官考评体系应当突破传统的公务员考评体系,各个环节应当充分体现检察官职业化的特点。考评得分由业务、领导和民主评价三部分构成,三个部分各占一定的比例。其三,退出制度的构建。退出制度的法定事由分为三类,即强制退出、申请退出和自动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