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何以“克昏夙有商”

牧野之战是殷周两国命运攸关的大决战。此役周人以少胜多,一战克捷,致使共主地位易嬗。周人偏居西土,本一蕞尔小邦,其疆域不比殷人辽阔,生产力不比殷人发达,军事实力也不比殷人强大,竟一夜之间战胜“大邑商”代之为天下共主,此亦有故。商纣统治时期,藩属诸侯离心离德,统一贵族国家渐趋瓦解,宗主国地位风雨飘摇。作为单个政治实体来说,殷周实力对比也发生微妙变化。在疆域、人口、经济等客观条件上,商本土国优于周邦,在治国效能上周邦却远胜于殷王国,从而弥补了客观条件上的不足。当殷周牧野决战时,殷军数量上虽居优势,但周人在战术上高扬正义,以激励士气;严整布阵,以形成合力;驰车突进,以锐兵破敌。牧野之战推翻了商王国对天下万国的统治,确立了周邦天下共主的地位,从而揭开了西周文明与历史的新篇章。

《诗经》性别称谓与周人的审美倾向

《诗经》中丰富多彩的性别称谓,折射出周人特定的审美倾向。"君子"、"良人"、"叔"、"武夫"等男性称谓,体现了周人重视男子"德"、"貌"、"才"之"温厚勇壮"的审美倾向;"淑女"、"佼人"、"硕人"、"静女"等女性称谓体现了周人重视女子"德"、"貌"之"窈窕淑善"的审美倾向。这种审美倾向的形成与当时以农为主的经济、多子多孙的观念以及礼乐文化有关。

再论“周人不用日名说”

1993年,作者曾提出"周人不用日名说"的论点。1989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号墓出土一件应侯鼎,鼎铭显示周武王的庙号为"日丁",似与"周人不用日名说"相抵牾。本文则认为:十多年来,能证明"周人不用日名说"的青铜器很多,达159件,而"周人用日名"的铜器只有应侯鼎一件,是为特例。况且偶尔使用日名的周人仅限于极少数姬周上层贵族,主要在成康时期,是西周初期殷周文化交流的反映,因此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也不足以动摇"周人不用日名说"这一论点。

试论《诗经》所反映的周人农业生产形态

《诗经》是先秦时期的一部百科全书,它保存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资料,其中农业生产方面的资料尤为珍贵。该文在梳理《诗经》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探究了周人的农业生产形态。

社稷神性新考与周人的政治信仰

社稷是在天神之下分离出的另一世界。是周人的宗教中“属民”的地祗。社主乃以“示”字为偏旁,表示先人精灵之所寄,祖先灵魂之所依托,所以要立一石头或植某种树木来表示地祗之所在。姜亮夫曾在考释“神”字时这样认为:“考甲文中表示有宗教‘灵感’一类的字,都以示为偏旁,为先人精灵之所寄,则示字当即原始神字;示音与神为双声,此字乃大石文化时期的大石纪念物menhir,与古代欧洲凯尔特Celtic民族之墓标Dolmen,或古英格兰人之iromlech相同,现在四川、辽宁等省,还有遗存,其制在地上立一块或几块大石,上面盖一块大石”。然而,根据古书的记载,作为社主的有石、有木、有土。《论语·八俏》:“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粟”。《墨子·明鬼下》:“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

周人何以称至上神为天

天是周人对至上神的称谓。天与帝既相通又有差别。周人以天代替殷人之帝基于两个传统，一是重视以星占数学为基础的筮占的传统；一是重视农业生产的传统。周人之天与殷人之帝的最大区别乃在于：天具有道德属性。

山东省高青县陈庄西周城址周人设防薄姑说——也谈齐都营丘的地望与姜姓丰国

山东高青发现西周城址,是周人东征过程中,其在鲁北偏西敌对势力的中心区域设防、建设的一个名叫薄姑的军事重镇;城址偏东一侧贵族墓葬偏南一地发现TJ2祭祀台基,是用以实行墓祭、赏有功,或所谓"用命赏于祖"的一个地方;齐国初都营丘,在昌乐县东南一带的河西遗址。其所谓姜姓丰国者,其初封地域,大致应在今山东南部与江苏搭界地带,也或稍是偏西的地方。从陈庄发现考古资料研究判断,发生在西周初年的周公东征,齐祖太公望姜尚应也参加了,并也参与指挥了这次军事活动。

周代婚制中的周人旧俗

周代婚姻礼俗出自对前此各族婚姻礼俗的继承与融合。其中的世婚习惯与六礼才是周人建国前的旧俗。六礼在传播过程中，曾一度在某些地区变为“聘内送逆”的形式。

试论周人战争观与《诗经》中的战争描写

周人战争观具体表现为对战争的高度重视,认为确保战争取胜的条件有敬神、和民、崇礼尚勇兼具的人格,认为战争和内政存在着密切关系。周人战争观决定了《诗经》中的战争诗和战争描写注重群体描写和群体情感的展现,注重对军队声威的渲染,对将帅形象的刻画,从而丰富了《诗经》战争诗的意蕴。

从“二雅”看周人的忧患意识

忧患本是随着农业民族的形成而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周人的忧患心理为周人忧患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周末年“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现实及对礼的追求，激化了诗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最终形成了周人的忧患意识。“二雅”中反映出周人的忧患意识分作三部分：忧身患命；惜亲怜友；忧国忧民。“二雅”中反映出周人忧患意识的基本特征是：能在哲学层次上认识社会；总是对逝去的往昔恋恋不舍，总是喟叹生不逢时。句式整齐、篇什巨大是这些诗作总体的艺术特征。周人的忧患意识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构建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心理框架。忧患意识像一条红线。

从《诗经》看周人的文化精神

周民族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农业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形成了周人定居的农耕文化。作为周文化遗存的《诗经》,正是这一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这可以从《诗经》所流露出的农业生产的乡土情怀、宗族伦理与宗国感情、以文为本的人文精神,以及基于现实的创作精神上清晰地见出。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中国农业文化的诗集,它是中国上古文化诗的总结和艺术升华,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超出了诗的领域。

从《诗经》酒诗看酒在周人社会生活中的功能

《诗经》全面而具体地反映了周人的酒文化。酒在周人生活中担当着重要的祭祀功能;酒的社交功能主要体现在宴饮和饯别;就个体而言,酒的文化功能还有排解忧愁和放怀纵情。

周人名商为殷解

周人名商为殷,或者以为出于敌忾,或者说有尊敬之意,还有说殷是夷字的繁体、省借,称商为衣(殷)是指商人为夷人。理由皆不具足,而且方法上存在严重缺陷。实则商名本身即天命神佑之意,代表上天以临下土。周人代商,天命归于周,商当然不宜再为其称名。周人于是以其兴起之主汤之旧邦癅(衣、殷、卫),也是殷人的聚居之地,名其族邦。这既符合周人心理,也是商现在为“小腆”的现实相一致。殷是地理与民族概念、旧称,而商则是殷人曾经代表天命的徽号。

从周民族史诗看周人的民族精神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史诗。这些史诗以古老的传说记载着本民族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和英雄事迹。它们往往只是历史的片断或对史实的模糊回忆,但它们生动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表现了一个民族伟大的历史印迹。我国《诗经·大雅》里保存了一部分周人开国祖先的诗篇,主要有《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它们大体上是根据当时流传下来的神话和传说写定,基本上属于史诗性质。这组古老的诗篇,以史实为依据,用简朴的诗歌形式,记载了我们祖先周人发祥和创业的历史,歌颂了周民族沿着黄河流域开垦,建立家园的光辉事迹。透过这些史诗,我们还可以领略到周人的民族精神。

《诗经》所反映的周人车马文化及车马描写的文学史意义

在《诗经》时代的社会生活中,车马具有重要地位。《诗经》所展现的车马文化形态极为丰富多彩,主要包括交通出行、婚姻、战争、田猎等文化功能。《诗经》中战争、田猎、出行等题材中的车马描写对后世文学发生了深远影响,具有原型奠基功能。

从《诗经》看周人生命意识的深化

生命意识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本源力量,《诗经》诗意地传达了周人生命流程中的生命意识。周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对生命价值的叩问,正是主体生命体验不断滋长、深入的产物。以诠释诗义为切口,可以寻索周人生命意识的内省性与人伦性印痕。

《诗经》周人家国精神浅论

《诗经》中的诸多篇章包含着周人的家国情思。他们一方面享"家"之天伦,一方面卫"国"之忠诚。家与国具有同构性,周人家国精神在"礼"的规范下达到了统一。周人无论对家还是对国都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责任感,家与国之诗保藏着他们的赤子心和的爱国情,洋溢着他们对天伦的诗化追求和对国家精神的诗性阐释。

周人的发展壮大及其华夏观浅说

与夏人商人同时代的周人,以农业立国得名。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周人几次辗转迁徙,积极主动同大族联姻,不断地征伐融合周边民族,分封诸侯建邦立国,建构起了强大的周王朝。周人的华夏观引领着周人的发展历程,周人弱小时从戎狄之俗,转机时兴华夏之道,振兴时参与华夏事务管理,强大时做华夏领袖。周人的华夏观加速了周人前进的步伐,促进了民族整合,使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华夏民族国家"空前发展与壮大,为秦汉华夏—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心理基础。

论周人信仰观的演变与孔子信仰观的形成

信仰是孔子仁爱伦理思想的基石,夏、商、周三代的信仰逐渐功利化。孔子在反思周人信仰的基础上,秉承上古三代的信仰精神,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的天道信仰,认为只有信仰"天",才能把天赋予人的仁德转化为人道,人们才能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行出仁爱,从而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