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名人交朋友

我当记者的时间不太长,在我的记者生活中,我以写名人通讯与专访多。这是因为工作需要,我在《中外电视》(香港)编委会当记者,我不久前又应聘担任《作家与企业家》杂志记者。推荐我担任《作家与企业家》杂志记者是我国著名的女作家,上海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茹志鹃老师。在她的举荐下,《作家与企业家》总编周介人聘我为记者。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

一个比我年轻的兄长式人物

认识张炜已三十年,一个从未改变的感觉和印象是:这人天资聪慧、少年老成,道德文章俱佳,涵养学养皆高,如同老舍先生中篇小说的第一句:"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原因有三。一、艺术自觉起点高我这个年龄段的作家,一般都是"文革"中后期开始学着写东西的。那时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艺术上不自觉,永远在怀疑与踌躇,这样写行不行?像我开始学写东西的时候。

史铁生和《我与地坛》

1986年我调到《上海文学》杂志社做编辑,终于和史铁生见面了。我的直感是:他的健康强壮超过了我所认识的所有人。他自在而豁达。

开会记

记下多年来(恰好四分之一个世纪)参加会议的一些印象,以便留下往事的雪泥鸿爪。回忆与事实也许会有某些偏差,我不是记忆力很好的人,也从不写日记。但是有些印象确实很深刻,冷雨敲窗的细节往往比整个事件本身更有意思。逝去的岁月里有许多熟悉的面孔,带走了许多众声喧哗的时刻。很高兴我还能回想起不少东西。我想,那些言谈謦咳之间多少也能见证文学这一行的变迁。其实我参加过的会议不能算多,据说北京这圈子里有人一天要赶好几个场子。只是跟别人不同,我参加的那些会议很难划定一个专业范围,五花八门都有(虽说都跟文学有关),现在自己想想也觉好笑,这样到处"蹭会"难免给人不务正业的感觉。本篇记述截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以后的会议另外再写,或以《开会记》(续)为题。

刘醒龙印象

湖北作家刘醒龙似乎无论春夏秋冬一直留着短短的小平头,给人一种精明能干的印象,初次见面是上海文学召开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研讨会上。那时他的小说《分享艰难》几乎成了整个研讨会的关键词。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尽管他也坦言"分享艰难"不是他的原小说名字,而是周介人给他改的。

与人类沟通

与人类沟通陈源斌我用作品告诉世界我的＂说法＂。１９５５年农历１２月２９日，我生于中国安徽天长县钢城镇。我父亲当过这个镇的镇长，文革时他被罢官，有一天他和我去捕鱼，这是一口长满青苔的水塘，我觉得父亲在干傻事。从早到晚，我们用渔拖一网又一网把塘里的青苔拉...

每一颗星辰都不要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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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们的蹩脚文艺我毫不钟情

尘埃落定,梦已经结束,一切都终于结束了……这不是形容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而是指大洋彼岸的美国,八十年代第一个圣诞节将要来临之际,列侬连中五枪,1980年12月8日在纽约达科塔大厦的门口他遭遇了守候已久的狂热歌迷查普曼,倒在他自己的美丽血泊之中。据说和平总是要战胜暴力,无论这暴力是来自正义或者非正义。

还有无数朝霞尚未点亮我们天空

不经过忘却,生活就难以为继,除非你得以将你的过去重新赋予意义,这正是我现在必须克服的,以及必须做到的。80年代最初几年的无数早晨和下午,它们从忘却中再次醒来了,似乎这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那个初醒之晨,初醒的午后,我无法确定它起始于哪一天,此刻,我的回忆就从任意的一天开始。

编者的话

亲爱的读者,本期我刊选发的一组短篇,各各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阿福是一位江苏的文学新人,他叙述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女研究生的故事,不仅让人生发“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感叹,而且再一次看到人性的复杂,看到一个弱者的生存能力有时会变得畸形的“强大”。叶辛的短篇小说《罪犯》是值得注意的,它显示了这位知名作家在艺术思维上的明显变化,同时在一个“荒诞”故事中蕴含着作家对“犯罪”这一个社会现象的思考:在社会转型期“犯罪”如此“容易”,因此人们自己怀疑自己以及怀疑他人“犯罪”的荒诞故事也就产生了。此外,北村的《运动》、姜丰的《红墙咖啡》都值得一读。

悼介人老师

9月1日早晨,岳恒寿先生打来电话说,刘醒龙托他转告我,周介人老师去世了。我不由呆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想起给《上海文学》的厉燕书老师挂电话。电话里,厉大姐沉重得有点喑哑的声音再次证实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介人老师辗转病榻的近一年时间,我多次向厉大姐打听过他的病情,转达问候和祝愿,厉大姐曾经告诉我,当介人老师听到许多中青年作家十分牵挂他的健康状况时说:“告诉他们,多写好作品,就是对我最好的安慰……”而现在,介人老师撇下他呕心沥血的《上海文学》的事业和文学界许多信赖和爱戴他的人,猝然离去了。放下电话,我点燃一支烟。

活着的介人

9月1日清晨六点多钟,电话突然不祥地响起。我对不祥电话有感应,我的经历中已有过多次。传来的声音带着喘息:“我是周介人的爱人,周介人他没了,他没了”。我狠狠揉了揉眼睛,猛坐起来。那声音带着哭腔还在说,“他病重时常说起你,很想你……”。我只能大喊着,陈老师你要节哀啊,节哀。妻子和孩子听见我异样的声音,跑了过来,知道了情况,连说着可惜,叹息着。他们都跟周介人比较熟。整个早上,北京的天阴沉沉的,家里的气氛也是沉默的。他们吃了饭走了,只把我剩在屋子里。当日电话不断,有蔡翔的,新华社上海分社陈雅妮女士的,小说界修晓林的……北京也有人知道得快,据说是看到了《新民晚报》上一条消息,打电话过来。打电话的都是普通的文化人,编辑、记者、作家,那关切和惋惜都是自发的、由衷的。现在大家都很忙,正在抗洪捐赠,搞体制改革,还分房子,但是介人啊,你的去世依然引起了震动。你干的实事太多了,你帮助过的人太多了。人心是公平的。我头靠着墙仰躺着,泪水不知何时渗出,湿了鬓角和耳廓。介人。

斯人已去,开卷仍在

1998年8月30日,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编辑家,《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先生不幸因病辞世,匆匆走完了他56年的人生路程。56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未免太短了一些,即使在病重期间,周介入先生也从不相信病魔会就此夺去他的生命,他还有很多的事情未做,还有很多的想法要付诸《上海文学》的实践。他走得不甘,更使很多的朋友扼腕痛惜。周介人先生出身于上海青浦县的一个贫寒农家,幼年即遭不幸,然仍苦学不辍,终于1959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64年毕业,被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先在《收获》杂志任编辑,1977年又奉命参加《上海文学》的复刊筹建,历任理论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