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周作人江南水师学堂期间的文献考释——兼论就学江南水师学堂对“新青年”周作人的影响

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周作人最早发表的文字是1904年《女子世界》第5期上的两篇论说文。但据笔者考证,在此之前的1903年5月2、3日发表在《苏报》上署名“邹质夫”的《函述江宁水师学堂之腐败》《再述江宁水师学堂之腐败》两文,是目前尚未被发现的周作人最早发表于报刊上的文字。《苏报》此后发表的另外两篇与胡韵仙事件有关的文章《江宁水师学堂某君致(与)邹君质夫函》《江南水师学堂之鬼蜮》,也疑似出自周作人之手。这几篇文献,不仅为研究青年周作人“浮躁凌厉”的个性特征和早期文体风貌的形成,也为研究清末“新知识群”的成长,尤其是《苏报》与清末“学潮”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个案和珍贵的史料。

“唯有为内容去定外形”——周作人的早期译诗考释

周作人在诗歌翻译领域的贡献卓越,其译诗涉及的外国诗人作品的数量较大,译介的体裁种类丰富。通过分析周作人早期译诗的三个阶段以及各阶段的诗学特点,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周作人译诗的诗学思想。在文言译诗中,周作人借助文言体式“达旨”,意在传达外国诗歌思想。新文化运动时,周作人率先以“口语作诗”方式译诗,突破了文言古诗束缚,创造直接生动的白话文译诗方式。在译介日本小诗时,周作人突出小诗的诗学理念“唯有为内容去定外形”,该理念不但在译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作为自由诗体裁观念促进新诗诗人抒情。从周作人早期的译诗可看出,他为更好地输入外国诗歌思想、促进传统诗学解放和新文学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诗学实践。

论周作人对鲁迅《狂人日记》的模拟写作及其周边——以小说《真的疯人日记》为中心

1922年《呐喊》出版前夕,周作人模仿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了小说《真的疯人日记》,这是其时隔六年后再度尝试创作小说。较之单个文本的内容,周作人重启小说写作的举动,本身包含着更深刻的思想史意义。本文从《真的疯人日记》与《狂人日记》的文本比较出发,回溯周作人小说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梳理其模拟鲁迅《狂人日记》重启小说写作的精神契机、创作意图与方法论,并借此考察1922年前后周作人文学理念的转折,及其与鲁迅的思想分歧。

周作人年谱长编:1925年(上)

1925年,女师大事件持续恶化,进而引发中国知识界内部之严重分裂。5月27日,周氏等六教授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30日,陈源即在其《闲话》中批评,以为“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周、陈之间立场殊异,进一步带动了《语丝》社和《现代评论》派之间的对立。五月,爆发“五卅运动”,周氏一面积极加入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工作,另一面又著文反省群众运动之流弊,以为“从五四运动的往事中看出幻妄的教训,以为(1)有公理无强权,(2)群众运动可以成事:这两条迷信成立以后,近四年中遂无日不见大同盟小同盟之设立,凭了檄,代电,宣言,游行之神力想去解决一切的不自由不平等,把思想改造实力养成等事放在脑后”。通过此类表述,周氏自身之思想根基,乃基本树立起来;而其思想面貌,亦渐趋明朗而稳固。

周作人年谱长编:1925年(下)

8月,北大学生会“因章士钊摧残一般教育及女师大事”,提请“本校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18日,北大评议员召集会议,议决“以本会名义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收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引发胡适、高一涵、皮宗石、王世杰、丁燮林、王星拱等之反对。28日,北大乃又召集评议会、教务会联席会议商讨,意见分歧如故。次日,《北京大学日刊》分别发表由胡适等17人签署的《为北大脱离教部关系事致本校同事的公函》,以及由周氏等17人签署的《为反对章士钊事致本校同事的公函》,又发表由周氏等41人签署的《反对章士钊宣言》。此中国知识界内部之一大分裂也。由此而至明年之“三·一八”事件,周氏日后省思,正乃中国知识分子斗争史之一转捩点。

周作人性学系统研究的“先声”--从一九二二年两次对“不道德”说法的回应切入

周作人对两性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02年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时期便有所涉猎。之后到日本留学,对日本、西方的现代性学思想有所了解。1911年回国,1917年入职北大,周作人此阶段对西学书籍的购置中,已经较多涉猎现代性学著作。1922年,郁达夫《沉沦》、汪静之《蕙的风》因为涉及性的书写,被批判为“不道德”的作品。周作人写了《〈沉沦〉》《情诗》两篇文章,对其中的“不道德”嫌疑做了“辩护”性回应。这一回应,正是周作人以他所具备的现代性学思想对封建旧道德的一次回击。此后,周作人写了《〈结婚的爱〉》《蔼理斯的话》《“神交”与“情玩”》等多篇文章,对性学开启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涉及性道德、女子性本位、小孩性教育、两性关系、变性、变态性心理等诸多方面。周作人1922年这两次对“不道德”说法的回应,正是他性学系统研究的“先声”。

发现“讽刺”与“类型”:周作人论《阿Q正传》

在《阿Q正传》诞生初期的阐释史上,周作人写作的同题评论文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推动鲁迅小说“经典化”的关键环节。面对“索引癖”式的接受语境对于文本的误解,周作人以舶来的知识系统为“讽刺”之概念正名,将它从晚清以降文坛的污名化理解中打捞出来,并且以之为契机从观念上撬动层年累月塑造的文类习见与文学成规。周作人对讽刺中“类型描写”的概括则开辟了文学典型性的论域,使得《阿Q正传》能够摆脱驱遣一己私意的指摘,创造出一条具备强大公共效力,凝聚时代共名的意义路径。在这种分析思路的干预下,读者能够从作品中看取与“五四”初期纯粹生命主体不同的社会性主体形象,后者以“复数”而非“单体”的形式出现。“阿Q”的典型性不仅意味着它是一个指涉中国社会“真实性”的文化能指,更在于知识者围绕此一形象的思想阐释,能够激发出改变现实的“方向性”力量。

周作人与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经典化

安徒生童话是世界文坛上的一朵奇葩、世界童话宝库中的瑰宝,它们被翻译到中国后不是天然的经典,其经典地位须在经典化过程中再次确证。周作人通过译介、研究安徒生童话,不只开启、推动它们在中国的经典化进程,且确认它们在中国的经典地位。在他看来,它们是吻合儿童心理的童话,是富有诗意的童话,是有“无意思之意思”的童话,是纯朴的童话,总之是契合他的“儿童本位”观的真正的儿童文学,而安徒生永葆赤子之心是他写出优秀童话的根源。他关于它们的风格和艺术魅力及其成因的观点在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25年,安徒生诞辰120周年,学界的纪念活动标志着学界认同它们是经典。此后,其经典地位安如泰山,成为一代又一代儿童的精神食粮。

《大报》《亦报》视界中的周作人(1949—1952)

《大报》《亦报》是上海解放后,经上海市新政府登记、注册、核准,合规合法出版的两种报纸。《大报》1949年7月7日创刊,11952年2月15日终刊,历时2年7个月又9天,出版报纸共计935期。2此后,《大报》业务和人员,并入《亦报》。编辑部开始在福州路328弄6号楼,后迁至河南中路368号,直至终刊。社长冯亦代,总编辑陈蝶衣,编辑、记者、美工、校对、经理部、业务部人员均由冯亦代、陈蝶衣二人协商拟定,整个报社总共约30人。

从“会稽山下之平民”到“日出国中之游子”——周作人日记所录鲁迅早期(1898-1902)著述论析

写于1898年至1902年的十余题旧体诗文或句段,构成了鲁迅全部存世著述的前奏部分。它们得以留存,皆因周作人在自己日记中的及时抄录和用心收辑。细致梳理这些诗文句段所牵连的周氏兄弟早年切磋笔墨、诗文唱和印迹,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着先后走出家族台门、闯荡异地异国的兄弟两人声气相求而又彼此激发的思想感情迁延脉络。

周作人对乡贤著作的发掘与利用

自少年时期开始,周作人便在乡土意识与时代思潮的双重影响下搜集与整理了以明清为中心、雅俗两种类型的乡贤著作。这些乡贤著作为周作人创作新文学和建构文学史谱系提供了重要资源:一方面,乡贤著作为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与有益的启示;另一方面,乡贤及其著作为周作人不同时期的文学史建构提供了关键的坐标与有力的例证。正是在个人与地方、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周作人不断地从乡贤著作中发掘新的文学资源与文学史谱系,为新文学提供了既旧又新的特质。

“受戒者的文学”说的希腊渊源补证——从《周作人散文全集》中的一处错版说起

周作人《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一文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时出现了一处错版问题,且因有所谓作者“自注”,所以被误信不疑,这一问题又容易引起关于其中《会饮》篇内容出处的误解。指出这一问题的存在,可以避免错讹的流播,亦有助于说明“受戒者的文学”说源流考释的相关论证。此外,关于“周作人熟悉本杰明·乔伊特的《会饮》英译本”的情况可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周作人对日本喜剧狂言的译介及其旧戏观的嬗变

自1906年去日本留学到20世纪50年代,周作人长期关注日本中古时期的民间喜剧狂言。自1925年开始,周作人在《燕大周刊》《语丝》上发表狂言译作,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其《狂言十番》,1955年《日本狂言选》出版。周作人戏剧观的形成与他对古希腊喜剧、日本狂言的接受关系密切,这些作品奠定了他以“滑稽”为中心的戏剧趣味,对“滑稽”的思考构成了周作人戏剧观念的重要线索。周作人对中国旧戏的态度也发生过明显变化:五四时期,主张旧戏应废;20年代中期,主张旧剧改良;到了50年代,则进一步认识到旧戏的价值。

伦理之自然——周作人“生活的艺术”与性道德

就周作人的道德理论核心——性道德而言,“生活的艺术”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性欲而进行的种种节制形式。与张竞生一样,周作人也主张“性的解放”,但与张竞生不同的是,他既要求实证的“科学的冷淡”,又要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斗争”。“伦理之自然化”是人类在不牺牲自己的动物性的情况下寻求彻底的文明化的运动,“生活的艺术”是“凡人”跟各种领域的最前沿保持实证的关系的同时,以超动物的方式创造“自然”的社会文化的行为。

周作人的哀伤情结与其著译的映照

周作人在构建“人的文学”思想体系过程中,受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洗礼,形成了一种浸染哀伤色彩的情结与文艺观。周作人的哀伤情结印证了心理学派的概念界定,同时又与其对社会变革的反思密切相关,其形成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潮的双重影响,并有着所处的没落旧式家庭氛围与个人先天抑郁气质的交互浸染。周作人在著译中将这种情结阐释为东洋人的悲哀、现代人的悲哀及凡人的悲哀等概念,这种哀伤情结与其著译、尤其是与希腊译介存在着显著的映照关系。

《周作人日记》手稿的辨认及其他——为《周作人年谱》辩诬

一、《周作人日记》"外人无法看到"及原委周作人日记手稿的文字辨认,在今天说来应该不是问题,因为各种出版物已经发表了很多。如果说这期间在引用上出现一些问题的话,也是属于正常现象。大家可以相互切磋,指正纠错,只要是为了学术,本来不是问题。但是近年来周作人的孙子周吉宜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以占有资料的周作人权威发言人自居,不懂装懂,大做文章,锻炼人罪,对于研究者说三道四,发表极不负责任的言论,制造混乱,干扰现代文学研究,令人忍无可忍。首先他主观臆断无中生有乱扣帽子,认为《周作人年谱》的编写者“篡改”了周作人日记。据他所说,《周作人日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深藏于鲁迅博物馆二十多年,此间外人无法看到,文革后周作人日记也一直未能出版,致使此篡改长期不为外界所知”①。这些言论完全是一种编造。

周氏兄弟失和后鲁迅藏周作人文集举隅

现存鲁迅所藏周作人文集共计11种,均购藏于1923年兄弟失和以后。以《陀螺》《雨天的书》《知堂文集》等为代表的鲁迅所藏周作人著译文集在写作背景、出版时间以及文集编订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鲁迅围绕这些文集所开展的购藏、赠书和评论等活动,体现了失和以后对周作人的情感态度,以及兄弟二人在出版上的“姻亲关系”,为周氏兄弟失和问题提供了一种阐释言说的角度。

周作人年谱长编之1926年(下)

在经历了上半年的“三·一八”惨案及《京报》邵飘萍被害案后,1926年下半年北平的文化空气持续恶化。8月,枪杀《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逮捕《世界日报》主编成舍我,孙伏园、鲁迅、川岛等乃相继南下,而周作人留住北平如故。此亦可谓“苦住”矣。9月,任可澄率军警武装接收女师大,周作人仍为撰文批评诸事,且为女师大事奔走,然力量已趋低落,盖在高压的文化政策下,知识分子星散,批评的力量已然无法凝聚也。11月,作《陶庵梦忆序》一篇,表彰明朝文人反抗礼法的态度。这也是当社会的批评受到压制之际,周作人对于知识分子功能的一种自我调适。自此以后,他遂逐渐由社会的批评转向文明的批评,为1930年代的笔记体写作,提供了变化的基础。

周作人早期文学观念中的“新传奇主义”——以五四时期的译介活动为线索

周作人1917-1919年编译的《近代欧洲文学史》讲义稿向中国输入了“新传奇主义”这一概念。他将“新传奇主义”放在写实主义的延长线上加以理解,视之为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两股思潮不断演进最终实现调和的结果。在新文学的理论建设阶段,周作人没有直接倡导新传奇主义,而是以写实为出发点间接做到了传奇主义与写实主义的调和一致。在同一时期的译著《点滴》中,周作人则以“旧瓶装新酒”的西方文学作品为新文学提供了“新传奇主义”的典范。

周作人“悲哀诗力说”的建构历程——从《孤儿记》到《哀弦篇》

作为周作人留日时期创作的文言论文,《哀弦篇》的主旨可提炼为“悲哀诗力说”,在晚清思想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悲哀诗力说”根源于周作人对晚清进化学说的阅读与反思,其思想雏形在1906年创作的小说《孤儿记》中已然萌发。周作人将伦理维度纳入对进化论的思考,对进化过程中的弱者产生认同,及至1908年的《哀弦篇》,“悲哀”文学的政治性得到强化,以“悲哀”为情感特质的弱小民族文学具有唤醒国民自觉,且自我革新的能量,成为借鉴的资源。“悲哀诗力说”夹杂感伤与颓废的质素,“诗力”的作用方式与“摩罗诗力”有别,彰显周氏兄弟同中之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