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与“隐士”二重人格的生动显现——周作人早期散文概观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最受赞誉,以后由于其“落荒”与变节而又最遭谴责的一名作家。文如其人,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也便刻印着他人格的两个侧面:一方面留下了他反叛旧社会、旧思想的印迹,一方面也显示着他消极遁世、远离尘世的“隐士”色彩。因而,从周作人走过的文学道路中,特别是从他早期的散文创作中,去考察“叛徒”与“隐士”二重人格的生动显现,应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

周作人早期散文研究述评

这篇述评涉及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于周作人早期散文的研究状况及其反思。对关于周作人早期散文的外部探索分为几个方面加以概括，重点探讨了周作人与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关系（周作人与“语丝”）；对于散文文本的内部研究则重点评述了“浮躁凌厉”与“平和冲淡”的关系。并指出周作人早期散文研究应采取整体性眼光，要高度重视周作人散文的思想价值,加强对于早期杂文的研究。

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艺术成就

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散文是有重要成就的,在其发展的途中,就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早在一九二八年,朱自清说过,“五四”以后“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后来,鲁迅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他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现代散文特别是叙事、抒情散文,在“五四”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间的发展,与周作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五四”时期,作为文学革命的组成部分,以白话代替文言作为书面语言,这是一场极其激烈而艰巨的斗争。先驱者们勇敢发难,高屋建瓴地从理论上论证了白话代替文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重要的是,鲁迅通过《狂人日记》、《孔乙已》、《药》

新时期周作人研究述评

从1980年开始,过去十年的周作人研究有引人注目的开展,各类文章约有130余篇,大致可以舒芜发表于1986年的《周作人概观》为标志,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研究则刚刚起步,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还在束缚人们的手脚,总的来说,文章整体上显得空疏,且印象式的描述较多。而舒芜的文章则充分肯定了周作人在新文学史和新文化史上的地位,并在研究方法上大有改进。之后,研究格局焕然一新,研究的势头大增,研究向深广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