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叔迦的中国佛教通史书写——以《中国佛教史》《中国佛学史》为例

民国时期,周叔迦先生将“佛教史”与“佛学史”分而治之,撰写了《中国佛教史》和《中国佛学史》两部通史。通过新的历史分类方式,他的《中国佛教史》建立了一个中国佛教文化史的知识秩序,《中国佛学史》建立了一个佛典中国化的知识秩序;通过新的历史分期方式,他摆脱了政治史的叙述框架,成立了中国佛教、佛学独立发展的历史脉络。基于传统学术背景和居士身份立场,他强调政治和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佛学发展中的核心位置,偏重于通过历史描述与史料罗列来呈现中国佛教文化的整体面貌。他的两部通史,体现了晚清民国时期佛教史观的多元化与佛教史书写的多样化,在近现代佛教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佛学院的教育观念世界(1956—1966):以中国佛教学院和汉藏教理院为背景

1956—1966年的中国佛学院,由于周叔迦、法尊法师等人的领导,分别承续了中国佛教学院和汉藏教理院的师资、教学理念和课程体系。周叔迦呈现出更宽广的中国佛教视野,而法尊法师等人则重视汉藏佛教的中观学与瑜伽学。因此,在中国佛学院的课程体系中,周叔迦当年所创办的中国佛教学院的影响力更大,尤其是有关中国佛教的宗派观念,则完全有赖于他的引入与教学指导。同时,周叔迦、戴蕃豫等人一边在佛学院授课,一直在编撰《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不仅呈现了三大语系的特点,而且更加强调了“八宗”的观念,这种知识视野影响了佛学院的课程设置与教育活动。1961年,中国佛学院出现“佛教知识分子”和“佛教各宗并重”的观念,则是呈现了周叔迦等人的历史图景与观念世界。但是,“改革开放”后恢复的中国佛学院的课程体系强调以中观、瑜伽为主,则更多地体现了对汉藏教理院的继承。

近代华严义学的发展

近代华严僧众在复兴宗门之时,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讲释经典,弘扬华严义学;二是创办华严大学,培育正轨人才。二者关系密切,且尤以华严义学的弘扬至为重要,其既是培育僧才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僧教育的目的和意义。而在华严义学的发展过程中,除了有宗门巨匠(如月霞、应慈等法师)及其门人(如智光、慈州等法师)的不懈努力外。

个中甘苦心自知——《法苑珠林校注》编辑琐谈（上）

古籍整理工作中有一些项目属于抢救遗产性质，例如一些已故世的老一代著名学者的未完成稿，原整理者完成了一些别人做不了的复杂工作，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作为整体，书稿还有一些重要缺憾需要弥补，否则难以出版。《法苑珠林校注》就属于这种情况。《汝苑珠林》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佛教类书，其标点断句非佛学修养深湛者不能胜任，而类书引文原始出处的考订注释也非博闻强记腹笥广大者莫办。周叔迦、苏晋仁先生前赴后继地完成了上述工作，对该书文字也有所刊正，但没有来得及全面系统地对全书文字进行校勘核定。在两位老先生都已去世的情况下，责任编辑毛双民同志义无返顾地承担了异常繁重的校勘任务，使此书终于得以出版。这种知难而进无私奉献精益求精的精神，是使遗稿得以续成完璧的前进动力，也是中华书局优良编辑传统的生动体现。《琐谈》选取了近百则例证，对续补的校勘工作做了示范性说明。本刊虽然篇幅有限，仍愿分三期连载其全文，以表达衷心的敬意。

有關秋浦周氏三位先生的影印書的前導

我是秋浦周氏諸先生的門生和小門生。最近,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和正在影印,以及即將影印已故三位周先生的學術性論述手跡。周啟銳、周啟晉、周啟瑜三位師弟妹分別派我在書前寫些文字。現在把三部分集合在一起發表,供提意見用。《〈冊府元龜〉唐史資料輯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