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注疏》版本流变及阮刻《周易正义》补议

《周易》的注、疏合刻始于南宋茶盐司八行本,自此以后,又有十行本。阮元的《重刊十三经注疏》即是以十行本为依据。十行本为元刻明修本,这一点已为学者所指出。然而,不同的十行本,其先后传承仍然是需要辨明的。阮元所依据的十行本,乃是十行本中错讹最多的一个本子。由此我们审视阮元的重刻,其主要失误在于选择底本的错误而非刊刻工作本身。同时,由《周易正义》的情况来看,十行本与闽、监、毛本的关系亦并非仅仅是前贤所认为的递相传承。闽本实际出自元刻九行本,且此元刻九行本反倒是十行本明代补版所从出。在《周易注疏》的众版本中,武英殿本及四库本较易被忽略,然而这个版本从分卷到校勘却是比较有特色的。

《周易注疏》校議

余率門生從事《周易注疏彙校》,以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刊《十三經注疏》本爲底本,通校了自唐石經以下的單疏本、經注本、經注疏合刻本二十三種,彙集前人校勘成果十六家。本文涉及宋刊單疏本、日本桃華盦舊藏單疏本、宋刊八行本、宋魏了翁《周易要義》、瞿氏舊藏宋刊經注釋文本、宋撫州公使庫本、宋刊纂圖互注本、元刊十行本、元刊明修十行本、明永樂本,以至清代殿本、阮本等,釐爲六十六題,着重討論各本文字之演變,以窺版本之源流。對日本海保元備、清代浦鏜、阮元、民國劉承幹以及今人校勘成果再加檢討,以見校書當廣求衆本。

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引据卢文弨校勘成果来源考述

湖北省图书馆藏有清人张尔耆过录的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颇为珍贵。据此可知,《群书拾补·周易注疏校正》并非一字不变地承袭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而是经过一定程度的再整理,或增补新的条目,或完善旧有条目,从而使其内容详实有据、言有所本。通过与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详细比勘,亦可得知《周易注疏校勘记》所引据的卢文弨校勘成果主要来自卢氏《周易注疏》校本,亦偶及《周易注疏校正》。

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修纂考述——以与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对勘为中心

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与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阮校记在罗列版本异文、引述前人成果等方面,存在大量因袭卢校本的情况,尤其是阮校记的诸多校语存在谬误,只有对勘卢校本才能明晰致误缘由,此为证实阮校记承袭卢校本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阮校记在校勘方面又有所增补推进,如补入新的版本异文,增加参考著作的数量,使用叶钞本《周易释文》校勘文字,对部分条目进行考辨与按断。卢校本不仅在校勘步骤、方法上给予阮校记很多参考便利,还提供了基本的工作思路;而阮校记在卢校本的基础上,进行借鉴、吸收与批判,从而推陈出众多发明创造,终成典要之作。

如何认识武英殿本《周易注疏》的价值

《周易》注疏史上堪称里程碑的重要版本有:王弼、韩康伯的经注本,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南宋越八行本,闽坊刻十行本以及乾隆时期的武英殿重刻本。其中武英殿本的《周易注疏》实现了很多创举,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内容直接来源于南宋八行本;其二,将《经典释文》散入经注之后,成为《周易》注疏系统中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注疏释文合刻本;其三,首次将《周易经传原目》与《周易注解传述人》合入卷首;其四,首次附入校勘记——《周易注疏考证》;其五,首次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句读。

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考实

明末清初藏书家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清人多称之为"钱本")参校宋刻经注本、单疏本和八行本,保存了重要的异文资料,在宋刻八行本和单疏本流传不广的时代,它是《周易注疏》最重要的校本。因此,清人十分重视,先后有卢文弨传校,陈鳣藏并迻录卷首和卷一部分,阮元主持编修《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又据卢氏《周易注疏辑正》(其书已佚)转录钱本异文。钱本恐已不存于天壤间,我们根据卢、陈二氏提供的线索,追本溯源,探赜索隐,在最大程度上复原钱本的原始样貌,并揭示其书的性质和价值。对于钱本的属性,清人大多以为系单纯地据"注疏本"(八行本)影钞。经过详尽的文献梳理和细致的文本比勘,我们推断钱本并非影钞本,而是以宋刻宋元递修八行本和明万历北监本为主体,兼及单疏本和经注本,汇校各本异文重构而成的、新的校定本。

《周易注疏》校勘平议

《周易注疏汇校》以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通校了自唐石经以下的单疏本、经注本、经注释文本、经注疏合刻本等二十余种,收录清顾炎武、日本山井鼎等人校勘成果十六家。本文为校勘《周易注疏》各本时所做札记,涉及敦煌残卷、宋刊单疏本、日本桃华盦旧藏单疏本、瞿氏旧藏宋刊经注释文本、宋抚州公使库本、宋刊纂图互注本、元刊十行本、元刊明修十行本,以至清代殿本等,厘为五十七题,着重讨论各本文字之面貌,校改之得失,源流之嬗变。对清代浦镗、卢文弨、日本海保元备等人之校勘意见,亦加以讨论。

《周易注疏·略例》校勘札記

前記:余與門生從事《十三經注疏彙校》工作始於2012年3月,先成《尚書注疏彙校》,已於2018年4月由中華書局出版,共九册。《周易注疏彙校》始於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完成初稿,其後余陸續覆審,冗務纏身,延至2021年2月底始定稿。《周易注疏彙校》所校諸本計二十五種:唐石經本(簡稱“石”。以下括注皆爲簡稱),敦煌寫本《賁卦》單疏殘卷(敦)。

卢文弨校《周易注疏》所据版本补考

清人张尔耆曾过录一部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可谓弥足珍贵。依此校本可对卢氏校勘《周易注疏》所据的版本问题作进一步考述,所得有四:一是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的文本构成较为复杂,其性质非如清人所言影宋钞本,而是一个重构形成的新校定本;二是卢氏既肯定钱本、殿本的优点,又指出其讹误之处,择善而从,颇为严谨;三是卢氏参引的明神庙本文字讹误较少,优于今日常使用的明万历北监本;四是卢氏校本中的"卢本"是卢文弨从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转引而来,实指明人卢复辑《三经晋注》本《周易》,并不是卢文弨本人的校改。

卢文弨与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

国家图书馆藏清佚名过录卢文弨校《周易兼义》,大体保存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之全貌,也是卢文弨校订《周易注疏》的原始资料。《周易释文考证》引录钱本《释文》之异文,部分与两种宋建刻《周易》附《释文》本独有的异文一致。国图藏清佚名过录惠栋等批注《周易兼义》保存了部分钱本"校语",我们可据以复原钱钞本的形成过程。钱求赤将几种宋本异文校录在北监本上,再据以抄录,因此其文本混合了宋、明等版本的异文。

《周易注疏彙校》隨記

《周易注疏彙校》以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刊《十三經注疏》本爲底本,通校了自唐石經以下的單疏本、經注本、經注疏合刻本二十餘種,吸納前人校勘成果十六家。本文爲彙校《周易注疏》各本時所做隨筆札記,涉及官本坊本之别、宋刊單疏本、日本桃華盦舊藏單疏本、瞿氏舊藏宋刊經注釋文本、宋撫州公使庫本、宋刊纂圖互注本、宋本《周易要義》、元刊十行本、元刊明修十行本、明永樂本,以至清代殿本等,釐爲六十一題,著重討論各本文字之訛、脱、衍、倒,校改之得失,源流之嬗變。對日本山井鼎、海保元備,清代浦鏜、阮元、胡玉縉,民國劉承幹諸種校勘成果,亦予以討論。

《周易注疏彙校》札記

本文爲校勘《周易注疏》各本之札记,包括唐石經本,宋刊單疏本、宋刊八行本、宋撫州公使庫刊經注本、瞿氏舊藏宋刊經注釋文本、王世貞舊藏宋刊經注釋文本、宋刊纂圖互注本,元相臺岳氏刊經注释文本、元刊十行本、元刊明修十行本,明永樂本、李元陽本、萬曆北監本、毛氏汲古閣本,清武英殿本、《四庫全書》抄本、《四庫全書薈要》抄本、阮元本等,分爲四十二題,主要討論各本校讎改字及訛、脱、衍、倒,各本特點及源流遞嬗關係。對日本山井鼎,清儒浦鏜、盧文弨、阮元等校勘之得失亦有討論。

易理解释:从“道”“理”到“道理”的转化——论理学核心观念的形成

《周易》分《经》和《传》,是中国古代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文化经典。人们对《周易》的持续研究造就了复杂的易经解释史。易学史分为易经占卜史和易经解释史,易经占卜史指不同时代人们运用占卜的形式指称事物,预测未来,解释现实事件等方面的实践;易经解释史指历代学者对《易经》易理的阐释和解读,如孔子作《易传》~①就是对《易经》的解释,《易传》也是最早的《易经》解释文本~①。然而就中国古代图书编辑的经史子集次序而言,《易经》处于诸经之首,足见《易经》研究历史的重要性。易经解释史呈现的语词变化显现出不同时代人们观念的变化以及思维习惯转化。从语言学以及词汇学的角度研究易理解释史可以较好地理解中国古代人们的观念发展变化的历史,厘清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本文拟以文津阁《四库全书》为参照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易经部为检索数据库,发现'道''理'单个词语的使用到'道理'合成词使用的历史转化及其语意特点,揭示理学基本观念形成的基本脉络。

《永乐大典》引《周易》经注疏释文底本初探

通过全面辑校《永乐大典》残卷所引《周易》经、注、疏、释文,可知《永乐大典》所引《周易注疏》的底本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大典》所引《周易》疏文的底本是业已失传的宋十行本,所引《周易》经、注、释文的底本则是一个与台北"国图"藏本近似而今已亡佚的宋刻纂图互注本。第二种可能是《大典》引《周易注疏》的底本是一个结构与日本关西大学所藏《尚书注疏》相似的经、注、疏、释文、重言重意互注俱全的宋本《周易注疏》,其经、注、释文、重言重意互注来自亡佚的宋刻纂图互注本,疏文来自宋十行本。《永乐大典》引《周易》经、注、疏、释文也存在不少诸本皆无误而《大典》有误的情况,其中一些当是《大典》抄录时新增,值得关注。

《周易经文注疏校证》述评——马光宇先生《周易》校勘学刍议

台湾学者马光宇所撰《周易经文注疏校证》,广校众本,汇辑异文,校异同间校是非,较之清人有所推进,是《周易》校勘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对于《周易》经传注疏文本的解读及其版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校证》毕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受到那个时代经学文献学发展水平的局限,同时也受到国际、两岸学术交流不畅等因素的影响,存在着参校版本搜罗不广、认定不当,未能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成果等方面的问题.对于其书所出校异文之确切与否及按断之是非曲直,今以乾卦为中心,通过实际校勘,揭示异同,评骘正误,以期对《校证》的成就和不足有清醒的认识.

《周易集解》引注疏考

《周易集解》明清刻本之中,朱睦聚乐堂刻本相对忠实于宋本,能够反映《集解》早期刻本系统的真实样貌和基本特征。我们以宋刻《周易》经注本和单疏本通校朱本《集解》所引王弼、韩康伯注和孔颖达疏全文,兼及敦煌唐写本、日系古写本、《经典释文》出文(或或本异文)、《群书治要》本《周易举正》引文等能够反映唐代或唐前文本样貌的對校或他校资料,可知《周易》文本从写本时代到刻本时代大体保持稳定。《集解》所引注疏文本渊源有自,并未完全据注疏本整齐划一,所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唐代《周易》的文本样貌。《集解》引用注疏基本上照录原文,如避讳字、通假字、异体字、同源字等,大体可以认定其所据底本已然;至于实词、虚词的删省或易换,截取、节引、改写、缩写句子等,则多主观改造而成。因此,对于《集解》所引注疏文本,要科学地判断其与刻本系统的关系。如惠栋、曹元弼据注疏本以改《集解》原文,如浦镗据《集解》以改注疏本原文,都是不可取的,二者互为他校资料,务须掌握合理的边界。

《周易要义》所从出之底本探赜

魏了翁《周易要义》乃摘编《周易》经传、注疏及《释文》而成,悉据原文移录,但所录孔颖达《正义序》“正义”作“注疏解经”,“十有四卷作”“十卷”。对于这条异文的认知不同,相应地就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坐实《要义》的记载,认为宋代存在着八行本、十行本之外的注疏合刻本《周易注疏解经》;二是认为所谓“注疏解经”是泛指《周易》之注与疏,《要义》经传、注疏文本系由经注本和单疏本拼合而成。我们从《要义》经传、注、疏构成体式、所附《释文》、异文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发现《要义》所从出之底本既非八行本,亦非十行本,上述两种可能性从这三个方面的内证中都可以得到支持。不过,从所附《释文》和异文的特征,结合魏了翁书札对于“注疏”的理解是泛指经注本和单疏本,我们倾向于认为《要义》文本是由经注附《释文》本(余仁仲本)和北宋刻单疏本拼合而成的,虽然还不能完全排除注疏合刻本《周易注疏解经》的存在的可能性。

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編後記

一、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儒經注疏諸版本中,越刊八行本最爲清代以來學者所重。近年又有深入研究,如張麗娟先生梳理版本問題全面精深,李霖先生討論編輯體例頗有創獲,王鍔先生專門調查《禮記正義》周詳細緻,今皆不重述,請參文後參考文獻表。今特就未成學界共識之問題,略述鄙見,供讀者參考。(一)單疏本與八行本越刊八行本合編經注疏,重點在義疏。黄唐跋開端即言'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顯然以'疏義'爲主題。八行本《周易注疏》

國家圖書館2010年入藏阮元文獻舉要

阮元是清代著名學者,2010年國家圖書館入藏了一批阮氏後人轉讓的帶有阮元手跡的珍貴文獻,包括《周易注疏校勘記》的稿本和謄清本,《印譜》、《揅經室詩集》等。本文通過對這批文獻的逐一審視,試圖對這批文獻的價值作一次初步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