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惠栋《周易述》的治易特色

《周易述》是惠栋一生治《易》的结晶,是乾嘉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易学著作,其主旨在于发挥汉易 传统。作为引导乾嘉易学发展方向的易学著作,其治易特色可归纳为:尊汉法,以象数解《易》;重小学,以 文字、音韵、训诂知识解《易》;贯通群书,纳入多学科以解《易》;追求古义,改易经文等几个方面。

读惠栋《周易述》札记十则

惠栋是清中叶考据学家之首庸与代表人物,而《周易述》系列又是其学术成就的代表作。惠氏标榜汉学,以汉儒荀爽、虞翻之说为据,抛开王弼、韩康伯之注与唐人义疏,自为注而自疏之,开清儒十三经新疏之先河,具有革新图变的划时代意义。他将《周易》诠释为“赞化育”之书,并纳入儒家《礼》学系统与“中庸”思想以释《易》,力图恢复上古明堂之制与禘祀之礼,来体现自己的治国政行理念,既“学思兼致”,亦“寓治国理政之策于经典训诂之中”,是其学术成就与思想义理的高度体现。

惠栋情结与惠学接续——江藩《周易述补》论略

惠栋作《周易述》未竟而卒,江藩则继承惠栋《周易述》经解体例,疏释《鼎》至《未济》等十五卦与《序卦》《杂卦》二传,作《周易述补》。江藩《周易述补》一方面接续惠栋汉易学脉,强调易学象数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顺应惠栋身后汉易学研究演进潮流,会通汉易诸家,更为突出虞翻义的地位。较之于惠栋,江藩建筑起更为森严的汉易体系,给予吴派汉、宋分离的明确学术宗旨。江藩《周易述补》的刊行,标志着吴派汉学进入又一个阶段。

“康乾盛世”的帝王文化

康乾盛世是指清王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在十七世紀中到十八世紀末期間,表現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繁榮鼎盛的一種歷史現象,前後130餘年,跨越了整整一個世紀。清朝從太祖努爾哈赤起,歷代都很重視先進的漢族文化。如果說清太宗皇太極的漢化政策和多爾袞、順治帝的具體實施,為康乾盛世的文化繁榮奠定了基礎,那么,康熙執政以后, 清代的文化事業就已開始走向繁榮。康熙智擒鰲拜後,一反鰲拜輕文教、排漢官的統治策略,極力推行尊孔崇儒,優容知識分子的政策。早在鰲拜輔政期間,康熙就毅然親臨國子監,舉行臨雍大典;又不經攝政王的同意,他果敢地恢復了聖裔監生的舊例。執政以後,在文化上的致治策略更是史無前例。他禮祀孔子,拜謁闕里,製孔、顏、曾、思贊文和孔孟周公碑文。

惠栋构筑汉学之渊源、立意及反响

惠栋在乾隆年间首次打出汉学旗号,是原始要终地认识汉宋问题从无到有发生、演化的关键。晚近学人多以汉宋之争的眼光来认识惠栋学术,与其原意颇有距离。惠栋构筑汉学,主要落实于《易》学,实渊源于宋儒而自成一说。他在钩沉两汉专门之学后,阐发《易》理,以此统贯诸经,借汉儒古义发明微言大义,以与学术高峰程、朱之学竞争,实是暗用宋儒道统之说而又修正道统论。惠栋汉学成为一时显学,引起学人主动辨析汉学名义,区分治经的求古与求是,恰恰显现清代几乎没有多少纯宗汉学的学人。

明夷卦六五爻“箕子”异说平议

传统经说将明夷卦六五爻"箕子之明夷"与殷末"箕子佯狂"的史事相联系,但有些学者不同意此说,而对"箕子"做了种种改读。惠栋试图恢复汉易的卦气说,把"箕子"读为"荄兹",解为"一阳来复"之象,但此说拘泥象数,既不合孟喜六日七分说,又不合《彖传》。焦循把"箕子"读为"其子",并用独创的比例说与其他卦爻辞中的"其子"相联系,以此阐发儒家伦理,但此说打破了卦象的独立性,滥用通假,过于穿凿。尚秉和读"箕子"为"孩子",认为五属君位,只能象征纣王而不能象征箕子,此说之弊在于固守爻位说而不知变通,反而不如以马融为代表的传统经说圆融。总之,上述改读的理由都不充分,但有助于今人理解易学史上的各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