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与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

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主要短板。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重点推进边疆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中国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存在天然的地缘关系,边疆安全治理离不开与周边国家的联动协同与互助合作。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旨在增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安全互信和利益共享,营造一个安全稳定、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周边环境。在推进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主动经略和塑造周边国家的安全环境,把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作为这一进程的重要目标,以双边或多边安全预警预防机制、安全处置机制、安全能力建设机制等的耦合形成为抓手,全面提升跨国跨境安全治理效能。

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挑战与对策

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经历周边利益共同体、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三个阶段,其中周边安全共同体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周边安全共同体构建面临权力竞争、机制竞争和观念竞争等主要挑战,需要循序渐进,从观念共识到共同行动,从机制对话到机制协调,从大国协调到机制统筹,最终推动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实现。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的良好运筹,中国应该通过"双重协调"战略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中国周边安全合作

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的实现,不仅需要加强国内安全治理,也需要重视国际安全合作。周边地区对于中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践行的首要外部区域。十年来,中国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多领域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谋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纵观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合作的历程,呈现出以下特点:统筹安全与发展、协调推进各领域安全、尊重差异与各有侧重、战略谋划与务实推进相结合。中国在周边地区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更好地维护主权、安全、发展核心利益,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和推动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周边地区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安全互信不足、泛安全化、系统效应受限等局限,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基于“求同存异”原则,循序渐进地推进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

双重协调: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构建

自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中国对周边外交更加重视,推出了一系列周边外交新理念和新举措。不过如何更好地开展周边外交也日益面临着周边安全的掣肘,对于周边安全环境的评价也存在大量争议,这就使得建立周边安全的评价体系和构建整体性的周边安全战略很有必要。由于中国崛起的周边安全效应、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地缘效应和周边国家转型的系统效应,中国的周边地区安全已变得日益重要。周边安全合作面临着大国权力竞争、制度竞争和观念竞争等主要障碍,中国在周边安全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从国家利益层次分析的视角,可以对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的纷繁复杂的安全问题进行梳理,区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三个层次,使得对于中国面临的诸多周边安全问题有着更为整体性的清晰认知,进而提出了"双重协调"的周边安全战略。针对涉及不同利益层次的周边安全问题,中国可以采用"大国协调"和"制度协调"并进的思路,单一或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手段,最终推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较低程度的周边安全共同体。

协调性规范共生与安全共同体构建——基于澜湄区域合作的经验分析

安全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保障,规范的社会化过程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面对多元的规范倡导者和庞杂甚至存在竞争的规范,学者有待于提出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本文基于对规范竞争的实质分析,借鉴“共生”的理论框架建构“规范共生”新理念,运用“国家间协调”理论探求实现情境与条件,进而探讨构建安全共同体的规范路径,即遵循争端解决—集体行动—集体认同的逻辑推进并完善相应的规范建设。以澜湄安全共同体的构建为例,其可通过对历史实践的承继中再生,以及现实实践中“中国方式”与“东盟方式”的“共生”驱动澜湄规范建设,并利用澜湄合作机制的平台拓展和利益协调以加强相互依存,进而培育集体认同。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边疆生态安全治理:态势感知、战略转型与共生治理

近年来边疆在“发展主义”话语体系的形塑下,过份偏重于经济增长。其在带来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也因忽视有效的生态保护举措而预埋了土壤侵蚀严重、生物多样性遭威胁、林草生态系统退化、自然资源浪费严重、海洋生态污染严峻与环境毒化扩散等多重风险,引致边疆生态安全风险感知进入了新的境况。对此,边疆生态安全治理应当被投射更多的注意力。事实上,在应对日渐凸显的生态安全不确定性风险时,推动边疆地区实现“生态支边”向“生态护边”方略的转型,是除了筑牢生态安全底线外,追求更高层次财富创造内质动力转换的内生选择,能够实现生态安全治理“三大效益”的融合。实现边疆生态安全治理需要创新治理思维,重新审视周边关系、央地关系、主体间的关系等结构性因素,将力争周边间合作共治,推动政府间同向协作治理、促进主体间和衷共济作为重要抓手,形塑一种生态安全共生治理新类型,使其成为推进新时代边疆生态安全治理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