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环境外部性的政策工具

治理环境外部性的政策工具主要有命令—控制型的政策工具和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两大类。每一种政策工具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管制者的根本任务就是在各种管制手段间权衡利弊,趋利避害,正确地选择和组合各种政策工具,以最大化社会福利。

异质性环境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实证分析——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利用我国2013-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异质性环境政策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两大类,参考OECD国家的EPS环境政策强度指标体系建立适合我国的衡量环境政策强度的综合指标体系,度量30个省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强度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强度;并将企业技术创新分为自主研发类创新和技术引进类创新,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政策对两类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更容易激发企业进行创新;与自主研发类创新比较,我国企业更倾向于技术引进类创新。此外,分地区探究环境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发现华北和东北地区两类环境政策影响都显著,华东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影响更显著,西北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影响更显著,华南、西南无显著影响;从环境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路径上看,华东地区技术引进类创新更明显,华北和西北地区主要通过自主研发类创新,东北地区主要通过技术引进类创新。

环境政策的类型与特点分析

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自然资源也遭受了极大破坏。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各国政府都制定了不同的环境政策,但这些政策的实际执行绩效有所不同。全面归纳了环境政策的主要类型,即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经济激励型环境政策和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并对每一种环境政策的特点进行了详细分析,以期为政府综合应用不同政策应对环境问题提供参考。

央行降息,是要放弃稳健型货币政策吗?

央行近日宣布,自2014年11月22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 时隔两年多央行再次降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而所谓＂情理之中＂,是因为近期我国经济下行风险有所抬头;所谓＂意料之外＂,则是因为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始终强调保持定力,不搞强刺激,坚持通过定向调控调结构、稳增长。

环境政策与第三方治理企业创新投入

环境政策是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的重要手段,同时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污染治理市场专业化分工的基本要求,对两者关系的考察是评估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推动和市场导向作用的重要内容。以2011~2017年沪深A股环境服务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命令控制型和激励型两类环境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应,检验环境政策对第三方治理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命令控制型和激励型环境政策均推动了第三方治理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政策的创新投入效应具有企业、产权和区域上的差异。因此,政府应充分利用激励型政策以保证治理效果的可持续性,进一步加大对国有第三方治理企业的监管力度,并对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监管。

市场型和命令型政策工具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效应--基于中国工业行业专利数据的实证

进入"十三五"时期,中国迫切需要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双赢"的道路,创新是关键驱动力。那么,不同的节能减排政策工具,如市场型和命令型工具是否能有效促进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为此,本文构建了中国工业行业节能减排专利、能源价格指数和政策执行措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市场型工具的效果存在外溢性,而命令型工具则更针对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并对创新程度更高的发明专利效应更强。2政策工具向行业的有效传导是诱发技术创新的前提,因此,市场型工具在电力行业的作用受到限制,而命令型工具在国有化程度高的行业效果更强。3在高耗能行业和成本难以转嫁的行业,更容易诱发技术创新。当然,两种政策工具的效果还存在行业异质性:对于电力、石化等国有化程度高的上游行业,命令型工具更为有效,而对于钢铁、有色金属等产能过剩行业,市场型工具效果更明显。因此,在当前经济增速换档、企业成本转嫁能力减弱的背景下,市场型工具有助于实现"去产能"和工业生产方式绿色升级的"双赢",而命令型工具对国有化程度高的行业依然有显著为正的短期效应,应在行业间充分发挥政策组合的互补和协同作用。

环境政策创新:论在中国开征环境税收

在中国经济转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 ,分析了在中国实施环境税收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剖析了环境税收制度相比于命令 控制型政策、排污收费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的优势 ,从而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探讨了在中国进行环境政策创新 ,开征环境税收的重要意义 ,认为在短期内 ,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制度条件尚不成熟 ,环境政策体系应该采取税费并存逐步过渡到以环境税收为主的方式。

欧盟、美国及日本化肥减量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及其适用性分析

随着全球农业面源污染的加剧，推进农业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农业发展的新方向。中国也在2015年发布了化肥减量使用的具体目标与实施细则，确立化肥使用减量化是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方式。本文基于欧盟、美国、日本3国（地区）化肥减量政策体系及其推行的相关成效，分析了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公众参与型3种化肥减量政策的适用性及其不足。在此基础上，就中国化肥减量政策而言，需要借鉴这3种政策的长处，结合中国农业实际情况而推进。

我国伏季休渔政策对渔业资源的保护效果探究

为了遏制我国渔业资源继续衰退的趋势,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渔业资源保护政策,其中真正彻底实施且影响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涉及渔民渔船数量最多的措施就是伏季休渔政策。从短期效果来说,实行休渔政策可以确保目标种群幼鱼、幼体的数量达到一定标准,休渔期结束后,渔获量的增加以及渔获物质量的提高效果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从长期来看,伏季休渔政策并未显著改善海洋渔业资源恶化的趋势。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政策类型单一,缺乏经济激励型政策。建议我国将伏季休渔与总可捕量制度结合起来,以优化政策效果。

基于环境政策下的空气质量研究

通过对近几年公共事件的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城市处于新兴经济体阶段,经济的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空气质量日趋恶化。而空气是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若不加以管制易造成"公地悲剧"。为了提高经济效益、降低成本,基于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大量强制性、临时性、保障性的空气质量出台政策的研究,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解析了这些法规政策是如何使得在大型活动举办期间,当地以及周边城市的空气质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和改善。由此表明,在公共事件背后,以命令控制型手段为主导的环境政策执行方式对于改善空气质量作用重大。同时也为我国空气质量政策的出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环境政策工具与企业竞争优势

在提倡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其中关于环境和竞争力的研究,学术界多从环境标准的高低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制度意义上讨论不同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导致在开放经济下影响两个处于不同环境管理体制下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优势(先动优势)。同时指出可能存在一些因素限制这些环境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使得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激励不能充分实现,影响建立起真正的竞争优势。

环境政策工具组合、环境技术创新与绩效

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与命令控制型工具往往相互结合起来共同影响企业环境创新行为乃至企业绩效,因此有必要验证市场激励型与命令控制型工具的组合对环境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应用调查问卷数据建立完整的模型,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了环境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环境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与以往大多数产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及其效应研究不同,本研究充分考虑了企业环境管理水平和管理者环境意识等变量从而降低了遗漏变量偏差。研究表明,命令控制型政策有利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部分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如排污收费制度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和排污收费制度、政府补贴的交互项有利于企业环境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并促进企业绩效。环境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在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环境工艺创新在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绿色金融改革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基于284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绿色金融改革政策是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策略,其成效在当前我国积极应对碳减排挑战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关键。本研究选取自2017年起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2022年我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模型评估绿色金融改革政策对低碳减排的影响,并构建机制检验模型深入分析其作用机理。实证分析结果揭示,绿色金融改革政策显著降低了试验区的碳排放水平;机制检验进一步证实,该政策通过强化环境治理和优化绿色金融资源配置,有效降低了区域内的碳排放。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在东部与中部地区以及政府投入和金融资源配置相对较低的地区,对碳排放的降低效果尤为明显。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政策在促进试验区碳减排方面具有不同的效应。据此,文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促进绿色金融改革向更高效、更全面的方向发展提供参考。

环境政策工具组合对环境技术创新的激励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积极采用多样化政策工具进行环境治理,早期主要采用命令控制型工具,80年代开始逐步引入了市场化工具,自愿型政策的起步较晚。政策工具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因而有必要充分考察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过程中可能的相互影响及其对企业环境创新决策和行为带来的效应。

市场结构、环境规制工具与R&D激励

技术进步在长期内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根本出路。本文在不同的市场结构(Cournot竞争和Bertrand竞争)和规制政策工具下,研究企业从事环境R&D的激励。理论研究和数据模拟发现,同质产品市场结构下,创建市场的排污权交易对R&D的激励低于利用市场的排污税手段,甚至低于简单排放标准。而在异质产品市场上,使用排放标准对R&D激励最低。因此,环境治理工具的选择要摒弃市场导向型一定优于命令控制型手段的传统观点。对待不同的行业,环境治理方式政策选择不宜"一刀切",要充分考虑市场结构和行业特征选择适宜的规制工具。

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考察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及路径选择的影响,有利于中国实施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本文使用2013-2017年中国30个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将企业技术创新分为内部自主研发和外部引进,探究市场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均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且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和时序特征,部分验证了波特假说"弱"版本。具体如下:命令控制型工具在2016年新一轮"环保风暴"后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市场激励型工具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呈现作用随年递减的趋势;相较于企业技术引进而言,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自主研发的激励效果更大;在市场激励型工具中,碳交易市场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发挥了促进作用,且主要体现在外部引进方面。②分地区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结果与全国的结果呈现出相对的一致性;西部的结果符合波特假说"狭义"版本,即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比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西部工业企业的创新激励更大。本文创新性地在环境规制中引入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和碳排放交易制度,细化了波特假说的内在作用机制,为国家进一步优化环境政策体系进而激励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科学依据。

积极落实货币政策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鉴于经济金融的复杂性,今年货币政策调控将在工具的运用上更加综合化,总体上数量型工具会较多、价格型工具会较少。也就是说,国家将会更多地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信贷额度、准备金等总量控制手段,而在提高利率上会相对慎重,以免增加企业负担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抑制经济复苏进程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