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加诺签署向苏哈托交权命令书经过

1966年3月11日,当时的印尼陆军司令苏哈托中将派了三位将领去茂物总统府,迫使苏加诺总统签署命令书,授权苏哈托可以总统名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证治安、安定及政府和革命进程的稳定”。次日,苏哈托即以总统名义宣布解散印尼共产党。接着逮捕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等十五名苏加诺内阁部长,改组内阁。

长芦原盐输日命令书、批次表

1937年8月6日,日军强行接管长芦盐区后,为推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政策,掠夺长芦盐资源,1938年以兴中公司名义开发长芦盐,1939年又以其为基础组建华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下设多个盐田事务所,对中国盐资源进行破坏性的开发和劫掠。河北省档案馆现保存着《长芦原盐输日命令书》、食盐输日的护照、批次表(即每次每批盐运的登记表)、证明书等大量珍贵档案。

书证提出命令的适用逻辑与完善思路

书证提出命令是在法院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时发出的要求被申请人提交相应书证的命令。依托武器平等原则以及诚信原则,书证提出命令具有司法适用的法理基础。然而,尽管书证提出命令在破解证据偏在,扩大当事人收集证据方面作用凸显,但司法实践中仍暴露出法官释明与职权命令混同、当事人提出书证的义务范围不明确、申请时限过窄以及被申请人救济途径匮乏等困境。基于此,当前应对法官依职权启动书证提出命令进行限制性适用,同时明确申请人的申请义务范围,并对申请人提出命令期限进行后向宽缓,以及强化对书证持有人的权益保障。

论我国书证提出命令制度之第三人扩建及配套完善

2019年《证据规定》针对我国书证提出命令制度做出了补充和修改,但在大陆法系相关文书提出命令的制度对照下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文章以协同主义及证明责任理论为研究基础,结合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将书证提出命令适用于第三人的现象,分析我国制度中存在的主体受限、程序保障缺位等不足之处,进而提出扩张主体适用范围、完善相应审查判断程序、为诉讼外第三人提供拒绝权和秘密保护等完善建议,以期推进我国书证提出命令制度在提高当事人证据收集能力,发现案件真实上的进一步发展。

专利侵权诉讼中的书证提出命令制度

对于专利侵权案件而言,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为改变证据偏在的局面带来了转机,同时也缓解了专利权人举证难、维权难的困境。无论是对比证明责任倒置、法院酌定分配证明责任等规则设置,抑或是对比证据保全、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等取证方式,书证提出命令制度都具有显著的制度优越性。然而,该制度自身名称所具有的局限性,加之相关法律条文设置的无序性、关联竞争制度构建的成熟性以及审判人员适用的偏好性等因素共同导致了书证提出命令制度在专利侵权诉讼中适用率较低的局面。为寻求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适用出路,概可从适度扩张主体范围、有序拆分与组合关联法律条文、集中沉淀制度的适用底蕴以及类比设定适用规则等角度出发,尝试探索重构专利侵权诉讼中的书证提出命令制度。

书证提出命令程序性制裁理论检视——以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为切入

书证作为"证据之王",贯穿民事诉讼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程序始终。以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为典型的现代型诉讼中,当事人非对称性所导致的证据分布非均衡性,使书证结构性偏在现象愈发严重,证明妨碍行为呈现普遍化。作为准实体性程序裁决的书证提出命令程序框架存在着诸多理论困惑与制度空白,导致实践中书证提出命令存在适用率低、准许率低、救济缺失、尺度不一等诸多制度失灵问题和司法适用困境。书证提出命令的理论基础在于事案解明义务理论、经典证明责任理论及程序性制裁理论之融贯,应将程序性制裁理论引入书证提出命令程序理论研究与制度构建中,以诚信原则作为逻辑原点和价值导向,科学构建准实体性程序裁决的全新研究范式。

我国书证提出命令制度构造的反思与调整

为了回应社会发展和司法实践的新需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对实施了近18年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作了全面的修改,其中一大亮点便是书证提出命令制度。证据新规在原先司法解释的基础上,针对书证提出命令的申请条件、审查程序、书证提出义务范围以及不服从书证提出命令的法律后果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和补充。在承认证据新规显有进步的同时,有必要对现行书证提出命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视。基于对现行制度的分析和反思,可以从增列法律关系书证、对案外人课以书证提出义务、缓和书证特定义务以及设立书证提出拒绝权等维度对我国目前的书证提出命令制度作出适当调整,以此有效均衡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能力并有助于案件事实的解明。

浅析我国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解释与完善

2019年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诉证据规定》)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的基础上对书证提出命令进行了修改,但其中仍有不完善之处。采用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对书证提出命令在主体、申请时间、适用情形及程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并在解释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意见,以此来促进书证提出命令在解决证据偏在、提高当事人举证能力、实现实质正义等方面的制度功能。

书证提出命令:规范展开、实践检视与完善路径

以证明权为法理基础的书证提出命令制度既有助于给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取证上的便利,也有助于法院发现真实、作出正确的裁判。《新民诉证据规定》第45-48条对《民诉法解释》第112条创设的书证提出命令制度进行了细化和完善。但通过梳理和分析裁判文书可以发现,书证提出命令在实践中存在制度间异化与混用、客观范围核心地位偏离、救济程序缺失、释法说理不足等问题,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理论当进取、立法应有为、司法须说理,书证提出命令的制度优化和体系构建需要各个层面的协同配合。

论我国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完善——基于新《民事证据规定》的思考

书证提出命令作为一项解决当事人收集证据困难的制度,从表面上看,保证书证在被对方当事人或案外第三人控制之时,当事人能够充分地获得证据信息;从实质上看,保证在对抗中双方当事人达到真正的“武器平等”。该制度不仅为了举证人的利益而设置,更是为了做到查明案件事实、确保裁判的公正。新《民事证据规定》的一大亮点就是对书证提出命令制度进行了修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制度的完善,但是仍有一些规定较为含糊不清将会导致实践中难以操作。本文通过对书证提出命令制度进行介绍,论证完善书证提出命令制度必要性,考察与分析域外相关立法规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目前该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思路。

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泛化适用与价值平衡——兼评新《民事证据规定》第47条

新《民事证据规定》第47条细化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适用范围,以期达到书证提出命令发现案件真实和追求实质平等的制度宗旨。但是限制性规定的缺位,以及明确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等特定内容之书证纳入制度的调整视域,直接造成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泛化适用,侵犯公民和法律特别珍视的特定利益,引发非理性的利益冲突与价值失衡。基于此,理当在坚持书证提出命令一般性适用之前提下,规定必要的除外事由,适当限缩其适用范围,并以严格限制下的秘密审查程序为补充,查明除外事由的存在,以更妥善的制度安排寻求发现真实与特定利益冲突之间的价值平衡。

我国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研究与展望

民事诉讼案件中的证据审查过程,由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以及案件当事人的经济能力、社会角色以及掌握证据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关键性证据往往处于其中一方当事人的控制之下,另一方当事人几乎很难甚至无法获得所需要的重要证据。为解决这种证据偏在现象,书证提出命令制度在我国逐步发展并完善起来,但仍然存在主客体范围不恰、申请程序存在问题等缺陷。本文通过检视我国司法现状,充分分析立法原理,通过建议将第三人纳入主体范围、放宽书证载明内容、增加制裁手段等措施,使得我国书证提出命令制度趋于完备,从而解决证据偏在问题,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及案外第三人的证据收集和举证质证权利,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

我国民事诉讼书证提出命令制度浅析

2015年,《民诉法解释》发布,其中第112条就书证提出命令制度进行了初步的原则性规定。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新民事证据规定》用4条的篇幅,补充了相关制度要求,形成了我国该领域的基本制度。但是,司法实践中书证提出命令制度使用较少,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分析其原因可知,我国相关制度存在被申请主体范围狭窄、申请时限设置仍需扩张和违反制度后果不明确等不足。针对这些不足完善我国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符合司法实践需要,能够推动实现民事诉讼价值。

试论日本明治初期的海运政策

在当代世界海运业中,日本拥有的商船总吨位已雄居魁首,其海运能力之强举世青睐。然而距今一百多年前,当欧美资本主义的蒸汽轮船已游弋世界各地之际,日本海运业却还停留在风帆摇橹时代。那么,日本海运业何以发展得如此之快?这不能不是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本文旨在从政策史角度,对日本近代海运业的起步作一历史考察。一、亟待解决的海运问题十九世纪中叶,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达到高潮。随着美国柏利航队叩开日本国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过程始告完成。

书证提出命令的理论革新与路径优化——以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为切入点

书证作为"证据之王",贯穿民事诉讼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程序始终。以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为典型的现代型诉讼中,当事人经济实力与诉讼能力的非对称性导致证据分布非均衡性,使得书证结构性偏在现象愈发严重,证明妨碍行为呈现普遍化特征。为制裁证明妨碍行为、实现"平等武装"、保障裁判的实体公正,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通过司法解释逐步构建起相对完整的书证提出命令程序基本框架。但现行书证提出命令程序存在着诸多理论困惑与制度空白,导致实践中书证提出命令存在适用率低、准许率低、救济缺失、尺度不一等诸多制度失灵问题和司法适用困境。应从理论上将以"规范说"为核心的证明责任论和事案解明义务论加以革新整合,对我国书证提出命令程序的实践路径加以优化完善,最终实现预期制度价值。

守成与补正: 版权侵权举证责任转移规则构建

数字作品的发展加剧了版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难”,其根源在于一般证据规则重视结果导向而忽视矫正正义。事实上,举证责任转移既是对举证责任传统的守成,又是对举证责任的补正。主观举证责任转移是以法定举证责任不当为先决条件,依赖于法官在证据之间平衡,追求个案的公平正义实现。因此,版权侵权诉讼中要重视举证责任转移规则的建构,可从“初步证明”“书证提出命令”“过错推定”和“合理使用”等予以实现。

二战期间日军的吃人兽行

不久前,日本学者田中立兴首次将二战期间日军在新几内亚战区吃人肉的一些史料公布于众。 日军1943年3月侵入新几内亚。此后,由于受到美、英、法、澳等盟军的重重封锁围困,该地长期断粮,一些日本士兵为了活命,便把活人杀害,用人肉来充饥。当时被日军杀害吃掉的人,有新几内亚土著人,有被日军俘虏的澳大利亚士兵。

论书证提出命令的制度扩张与要件重构

我国书证提出命令条款填补了强制型取证程序的部分空白,但自2015年施行以来一直未能广泛适用。《新民事证据规定》修改或增加的要件仍然过分狭窄或不尽合理,已经严重限制了书证提出命令的适用边界与制度功能。我国应当取消申请主体与证明责任的僵化关联,合理解释"控制书证"的第三人外延;在时间要件上,准用举证期限的宽缓规定,但不应延伸至诉讼系属之前;在客观要件上,采用限定化义务,扩张适用至实物证据种类,合理界定引用书证、利益书证、权利书证的范围,纠正账簿凭证替代法律关系书证的不周延体例。如此,书证提出命令的要件与边界才能契合我国法治的阶段性与制度的延展性。

体系视角下对“原股东知情权”理论的反思--评《公司法解释(四)》第7条第2款

以“原股东知情权”为理论基础的《公司法解释(四)》第7条第2款在实践中面临诸多争议,世界各国亦无类似规定。所谓“原股东知情权”实质上是以利益衡量理论为基础,以股东知情权为制度框架,在原股东与公司间进行利益衡量的产物。司法解释面临的争议,表面上源于利益衡量理论固有的主观性问题;但从体系的视角来看,根本原因则是在原股东与公司间进行利益衡量时选择了错误的制度框架。以股东知情权为制度框架,无法利用既有理论对引发争议的相关概念进行进一步阐释;因此,若要完善司法解释的规定,需要很高的立法成本。此外,为此创造出的“原股东知情权”理论可能对既有的股东知情权理论产生体系性的冲击。以当事人证据收集制度中的书证提出命令为新制度框架,可以利用理论上已经较为成熟的程序性规则解决利益衡量问题,无需创造出所谓的“原股东知情权”理论具有制度成本方面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