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碳交易价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

在“双碳”目标和中国碳市场发展的大背景下,本文梳理了命令型环境规制、碳交易价格及命令型环境规制影响碳交易价格的相关文献,分析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碳交易价格的影响机制,通过文献探讨和机制分析,表明命令型环境规制通过碳配额和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碳交易价格的形成,并从政府、企业、公众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有效促进中国碳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考。

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与绿色创新——来自市场型与命令型环境规制的证据

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具体表现为地区间环境规制行为的相互影响,明晰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效应是解释环境规制非完全执行现象的关键所在。本文将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与绿色创新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就环境规制策略互动的存在性及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进行规范性阐释,并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影响绿色创新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型和命令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的现象普遍存在,且异质性环境规制策略互动长期内趋于弱化;市场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主要诱发绿色创新的逐底竞争,而命令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则主要引致绿色创新的逐顶竞争;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在城市经济外向型维度、城市创新能力维度、企业所有制维度和企业污染属性维度存在显著的异质特征;机制分析表明,经营成本提升是市场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影响下绿色创新逐底竞争的主要诱发机制,而命令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所引致的绿色创新逐顶竞争则主要源于绿色研发投资增加的中介效应和经营成本提升的遮掩效应。本文据此提出建立区域协同治理模式,强化异质性环境规制的多元化实施路径。

应急社会动员模式的转变:从“命令型”到“治理型”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命令型"应急社会动员模式已经出现失灵,我国应急社会动员模式应从"命令型"向"治理型"转变。应急社会动员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需要政府转变观念,也需要提升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意识以及应急管理网络的构建。

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一定优于命令型排放机制吗?

西方学者多认为排放交易机制作为市场激励型减排机制,相比传统的命令型减排机制在应对温室气体减排时更有效率。但在评价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与命令型排放机制的优劣时,西方学者过于强调前者在履约成本方面的优势,忽略其政策形成、执行和监控成本以及对排放实体环境道德意识的影响。基于对欧美排放交易市场的分析发现,在减排初期各市场均因过度分配排放额而导致排放额价格低下,降低了减排动力。基于此,欧美政府在实施排放交易机制的同时,亦借助命令型减排机制对其缺陷进行矫正。中国当前应探索一种将市场排放交易机制与命令型减排机制结合起来的环境政策搭配,以发挥温室气体减排的最大实效。

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

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我国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却不增反降,国民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向日渐显著。同时近年来,我国环境形势异常严峻,加强环境规制,保护生态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2011年~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1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作为研究的外部政策冲击,使用DID研究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环保法》的出台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行为。本文从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的角度出发,不仅丰富了环境规制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而且扩展了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为环境规制政策的调整优化以及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治理提供了参考与经验证据。

补偿抑或挤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环境规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而投资决策中的风险承担是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的重要条件。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通过创新机制、信息机制及资源机制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地方财政分权程度低的企业、非“双高”企业以及区域创新文化水平高的企业中更显著。有效性分析结果显示,尽管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推高的企业风险承担在短期内可以提升企业绩效,但其导致的资本配置效率降低会损害企业的长期价值。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完善政府主导的环境政策体制提供经验证据。

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煤炭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煤炭企业作为能源供应压舱石,是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支撑。本研究将2015年实施的新《环保法》作为准自然实验场景,以2012—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煤炭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命令型环境规制缓解了煤炭企业融资约束,该结论在基于安慰剂检验和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命令型环境规制通过降低煤炭企业代理成本,有利于企业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煤炭企业融资约束领域的相关文献,也为绿色发展背景下实现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市场型和命令型政策工具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效应--基于中国工业行业专利数据的实证

进入"十三五"时期,中国迫切需要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双赢"的道路,创新是关键驱动力。那么,不同的节能减排政策工具,如市场型和命令型工具是否能有效促进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为此,本文构建了中国工业行业节能减排专利、能源价格指数和政策执行措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市场型工具的效果存在外溢性,而命令型工具则更针对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并对创新程度更高的发明专利效应更强。2政策工具向行业的有效传导是诱发技术创新的前提,因此,市场型工具在电力行业的作用受到限制,而命令型工具在国有化程度高的行业效果更强。3在高耗能行业和成本难以转嫁的行业,更容易诱发技术创新。当然,两种政策工具的效果还存在行业异质性:对于电力、石化等国有化程度高的上游行业,命令型工具更为有效,而对于钢铁、有色金属等产能过剩行业,市场型工具效果更明显。因此,在当前经济增速换档、企业成本转嫁能力减弱的背景下,市场型工具有助于实现"去产能"和工业生产方式绿色升级的"双赢",而命令型工具对国有化程度高的行业依然有显著为正的短期效应,应在行业间充分发挥政策组合的互补和协同作用。

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7—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数据,结合Super-DEA方法对中国省际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中国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节能减排效应差异.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比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更具减排灵活性和激励长效性,命令—控制型规制手段对区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U形关系,基于经济激励方式下"利用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排污收费制度效应为正,而"建立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并未表现出显著稳定的效应;东部地区的规制运行整体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次之,中部最差;环境法制的完善对政府"利用市场"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建立市场"的法制体系尚未健全.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异质型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行政命令与市场手段孰优孰劣?

基于200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效率、结构、稳定、环境、民生、分配等六维度构建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评价体系,考察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优势体现在经济增长效率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绿色发展效应,缺陷在于会降低发展稳定性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优势在于福利效应,且不会显著降低发展稳定性和收入分配公平;在综合作用影响下,市场型环境规制的综合经济增长质量效应高于命令型。因此,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各有利弊,政府决策者应因地制宜,结合地方核心发展目标,科学选择环境规制工具,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命令型环境规制能否推动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以“大气十条”为例

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对于更好地实现中国环境和经济的双赢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命令型环境规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大气十条”))为例,结合中国2011—2017年的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以及三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了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不管是2011—2015年的整体效应还是2014—2017年逐年的动态效应,“大气十条”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都没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可知,政府虽然加大了对“大气十条”的财政支持,但由于政策实施时间、短力度大,许多企业反而倾向于缴纳排污费或者减产来应对,并且企业不进行研发创新也可以维持自身的资产收益率。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碳市场价格的影响——来自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良好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一环。当前,中国碳市场交易价格显著偏低,将加大“双碳”目标达成的阻力。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作为市场外部因素,对碳价产生较大影响。本文以中央环保督察为例,基于2014—2020年试点地区的碳市场交易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将推动碳价上涨,促进碳市场的发展。这一现象的形成机制包括:(1)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会通过降低碳配额供给,推动碳价上升;(2)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企业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碳价上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还将促进碳交易活跃度。为落实“双碳”承诺,未来应加强碳市场的建设并构建成熟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地方环境治理的异质性影响

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型、市场型以及非正式三类,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地方环境治理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与地方环境治理之间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未超过拐点值时,能够有效促进地方环境治理,但也存在异质性。命令型环境规制需要滞后一段时间才能发挥对地方环境治理的显著影响;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地方环境治理的显著性影响会随滞后时间延长而减弱,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显著性影响会随滞后时间延长而增强。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协同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倒逼效应研究

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作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两者间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对2009—2020年中国279个地级市工业绿色创新绩效进行测算,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考察了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地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协同具有促进地方工业绿色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既增强了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又显著提升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协同对地方工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影响,为协调优化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尤其是提升公众参与度,联合发挥不同类型规制工具对绿色创新的组合激励效应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环境规制影响安徽省制造业绿色转型的路径分析与实证研究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安徽省推进高端制造业引领新型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利用SBM-GML方法和词频分析法构建2011—2020年制造业绿色转型和命令性环境规制数据,测度环境规制影响安徽省制造业绿色转型的路径。结果显示:绿色转型具有短期持续性,环境规制对安徽省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U型非线性关系;在传导路径上,环境规制的实施弱化了外资对绿色转型的调节效应,但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转型有促进作用;基于资源禀赋异质性的结果进一步提供了一致性的可靠证据。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差异化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知识搜寻的中介作用

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一直备受争议,这可能与多数文献忽视环境规制(命令型与市场型)与绿色创新(策略性与实质性)的双重异质性有关。基于制度理论与知识管理理论,构建“环境规制—知识搜寻—企业绿色创新”理论框架,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采用285份企业调查问卷验证研究假设。结果显示:命令型环境规制仅能促进策略性绿色创新,市场型环境规制仅能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知识搜寻深度在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策略性绿色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知识搜寻广度在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实质性绿色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地,通过fsQCA分析得到5种前因构型,其中,高策略性绿色创新与高实质性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分别有2条和3条。结论可拓展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维度,并为政府调整环境规制政策、企业应对外部制度压力提供参考。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地方环境治理的异质性影响

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型、市场型以及非正式三类,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地方环境治理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不同环境规制与地方环境治理之间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未超过拐点值时,能够有效促进地方环境治理,但也存在异质性。命令型环境规制需要滞后一段时间才能发挥对地方环境治理的显著影响;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地方环境治理的显著性影响会随滞后时间延长而减弱,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显著性影响会随滞后时间延长而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1)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地方环境治理的显著影响只存在于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地方环境治理的显著影响只存在于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2)官员晋升考核体系变化后,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地方环境治理的显著影响减弱,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显著影响增强。研究结论对于如何根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特点,来推动地方环境治理,具有启示意义。

异质性环境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实证分析——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利用我国2013-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异质性环境政策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两大类,参考OECD国家的EPS环境政策强度指标体系建立适合我国的衡量环境政策强度的综合指标体系,度量30个省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强度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强度;并将企业技术创新分为自主研发类创新和技术引进类创新,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政策对两类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更容易激发企业进行创新;与自主研发类创新比较,我国企业更倾向于技术引进类创新。此外,分地区探究环境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发现华北和东北地区两类环境政策影响都显著,华东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影响更显著,西北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影响更显著,华南、西南无显著影响;从环境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路径上看,华东地区技术引进类创新更明显,华北和西北地区主要通过自主研发类创新,东北地区主要通过技术引进类创新。

知识型企业的“引导-服务-激励型”管理模式

阐述了知识型企业与非知识型企业的本质区别.从这一本质区别出发,在分析知识型企业管理需求的同时,指出"命令-支配型"管理模式对知识型企业是不适用的,并根据这些管理需求提出"引导-服务-激励型"管理模式,简要阐述了引导、服务和激励的内涵.最后,提出了以团队为基础的动态菱形结构,用以支撑该管理模式.

环境规制促进海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了吗?——基于海洋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

随着“蓝色”经济实现“绿色”发展成为必然趋势,海洋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兼顾海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客观选择,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日渐凸显。在系统阐述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理的基础上,运用2007-2016年我国沿海11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考察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作用及规制工具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海洋环境规制对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影响,并存在基于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的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为18.67;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但当前影响并不显著;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提高显著驱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