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抑或挤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环境规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而投资决策中的风险承担是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的重要条件。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通过创新机制、信息机制及资源机制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地方财政分权程度低的企业、非“双高”企业以及区域创新文化水平高的企业中更显著。有效性分析结果显示,尽管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推高的企业风险承担在短期内可以提升企业绩效,但其导致的资本配置效率降低会损害企业的长期价值。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完善政府主导的环境政策体制提供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7—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数据,结合Super-DEA方法对中国省际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中国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节能减排效应差异.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比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更具减排灵活性和激励长效性,命令—控制型规制手段对区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U形关系,基于经济激励方式下"利用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排污收费制度效应为正,而"建立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并未表现出显著稳定的效应;东部地区的规制运行整体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次之,中部最差;环境法制的完善对政府"利用市场"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建立市场"的法制体系尚未健全.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双碳”目标下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来自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党的二十大把绿色发展与“双碳”同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体系,并强调运用市场力量推动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本文基于2005—2020年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双重环境规制的视角,实证分析资源禀赋和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区分两类环境规制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绿色经济发展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命令型环境规制抑制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存在“资源诅咒”效应,而东部地区不存在;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东、中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命令型环境规制抑制了中、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调节机制表明,市场型环境规制可以缓解绿色经济发展的“资源诅咒”效应,而命令型环境规制会强化这种效应。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碳市场价格的影响——来自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良好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一环。当前,中国碳市场交易价格显著偏低,将加大“双碳”目标达成的阻力。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作为市场外部因素,对碳价产生较大影响。本文以中央环保督察为例,基于2014—2020年试点地区的碳市场交易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将推动碳价上涨,促进碳市场的发展。这一现象的形成机制包括:(1)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会通过降低碳配额供给,推动碳价上升;(2)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企业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碳价上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还将促进碳交易活跃度。为落实“双碳”承诺,未来应加强碳市场的建设并构建成熟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

环境规制促进海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了吗?——基于海洋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

随着“蓝色”经济实现“绿色”发展成为必然趋势,海洋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兼顾海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客观选择,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日渐凸显。在系统阐述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理的基础上,运用2007-2016年我国沿海11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考察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作用及规制工具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海洋环境规制对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影响,并存在基于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的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为18.67;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但当前影响并不显著;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提高显著驱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赋能、可持续探索实践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规制下对企业的微观调查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绿色创新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数字赋能对提高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并进一步论证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于数字赋能、可持续探索和绿色创新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我国制造业356份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数字赋能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持续探索实践在数字赋能和绿色创新绩效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正向调节数字赋能对可持续探索实践的正向关系;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可持续探索实践和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调节作用不显著。

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重污染企业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及其机理,并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自愿型环境规制、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反向激励型环境规制,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复合作用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进行正向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促进企业正向的真实盈余管理;自愿型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和正向的真实盈余管理;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反向激励型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反向激励型环境规制、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复合作用促进企业正向应计盈余管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反向激励型环境规制、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型环境规制、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反向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复合作用促进企业正向真实盈余管理;反向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复合作用促进企业进行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存在促进作用,且融资约束均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增强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而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虽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但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环境规制下我国绿色产学研推进路径研究——基于重污染企业的数据检验

产学研是推动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而绿色产学研现已成为产学研发展的主流。环境规划是绿色产学研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重污染企业绿色产学研可以推进我国绿色产学研的发展。基于我国重污染企业产学研的样本数据,实证性检验揭示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学研的驱动机理,提出绿色产学研推进路径,为我国绿色产学研发展提供理论借鉴。研究表明,在我国当前的环境规制下,绿色产学研将在如下方向大力推进:充分发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学研的促进作用;加大企业在绿色产学研中的绿色参与力度;高校和科研机构应积极发挥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不能过度依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学研推进的短期效应。

异质性环境规制能否提升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门槛效应研究

生态是最公平的福利,环境是最基本的民生,生态福利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文章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视角,采用Super-SBM方法测算了中国各省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并运用门槛模型研究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1)全国及东中西三大经济区的生态福利绩效均呈波动上升趋势。(2)当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提升生态福利绩效,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呈“U”型,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呈“N”型。(3)当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高于门槛值时,三种环境规制均正向作用于东部地区各省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助于提升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的生态福利绩效。

环境规制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基于异质型规制工具的视角

本研究将环境规制的经济社会影响拓展到收入分配领域,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总体上,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显著加剧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程度较小且不显著。分区域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程度呈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格局。而在不同区域,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都没有显著加剧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因此,要优化环境规制工具设计,鼓励政府决策者利用市场手段,增加企业自主决策空间,实现环境治理和企业发展双赢的局面。同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使用要积极建立配套政策辅导被规制企业技术升级和从业者转型,避免环境规制带来的冲击而加剧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

海洋科技创新路径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

为促进我国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文章运用系统GMM实证检验海洋科技创新路径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发展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海洋科技创新的联动显著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且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海洋劳动力投入对海洋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显著;环境规制与海洋科技创新的联动显著促进东部和北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经济发展且促进作用东部大于北部,但对南部海洋经济圈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未来应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加快海洋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建设海洋人才队伍以及升级对外贸易结构。

环境规制与工业产业竞争力——基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手段的比较分析

研究环境规制手段对工业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极具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利用我国2000-2017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两种规制手段的滞后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内,命令控制型手段对工业产业竞争力起促进作用,市场激励型手段的作用是负面的。但长期来看,市场激励型手段具有较好的积极影响,并且市场激励型手段的正向作用显著超过命令控制型手段。

市场化进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的经验研究

利用1999-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工具细化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实证分析了市场化进程、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对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显著为正,但是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此建议根据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各地区市场化进程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制定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差异性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工具述评

本文分析了环境规制的几种形式及其各自的优缺点,指出命令-控制性工具虽然操作简单,但操作成本高;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节约了成本,但设置税率较难,交易许可证的发放也存在问题。而最新的一些环境规制工具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环境规制、环境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选择与外部环境规制和内在环境责任密切相关。本研究以186家企业调查问卷为样本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环境责任与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机制。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正向促进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而对绿色产品创新没有显著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末端治理技术创新、绿色工艺创新以及绿色产品创新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责任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不同程度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到的调节作用具有差异性。因此,政府应注重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组合设计,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企业应加强自身环境责任的培养和提升,发挥环境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调节动力。

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基于对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的分析

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尤其是命令-控制类型的政策,其强制性可以同时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鞭策和掣肘。以千家企业节能行动为背景,并结合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近年来的更新数据,将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法相结合,研究命令-控制类型的环境政策对中国工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对规制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显示出千家企业将环境规制的压力转化为创新的动力,兼顾了节能减排和技术发展的双重可持续性。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工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缓解高污染工业发展模式带给环境的负面影响,政府采取日益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现阶段如何兼顾环境保护与稳定就业的关系?本文通过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厘清其对就业的不同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检验技术创新的作用。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皆与就业呈U型“先抑制后促进”关系;命令控制型规制增强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就业;市场激励型规制增强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抑制就业。

碳排放权交易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助推企业提高绿色创新能力,响应我国绿色发展号召的重要政策工具。文章通过收集2011—2020年中国典型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碳排放权交易能够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发挥显著的促进效能,同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在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造林面积的影响——来自中国县级层面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孰能更有效地提升造林面积从而更好地保护森林生态环境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利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这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生态转移支付政策这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6年1372个县级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这两类环境规制对造林面积影响的因果效应及政策相对有效性。研究结论如下:(1)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造林面积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具有长期效果。表现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使造林面积提升了6.7%,但该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生态转移支付政策使造林面积提升了8.2%,且该效应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增强。(2)异质性分析发现,初始造林面积较高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表现出更高的造林面积提升效应。(3)进一步的成本收益估算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转移支付政策通过提高造林面积带来的环境健康效应分别为5926.11亿元和7256.14亿元,是其减少财政收入所产生的经济成本的2.19和1.92倍。本文结论有助于我国制定长期有效的森林环境规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