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鲸》中的命定论思想浅析

《白鲸》作为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作者的世界观。借助历史上以及麦尔维尔时代对命运问题的争论,通过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对命运的态度,揭示出麦尔维尔的命定论思想。

王充命定论思想剖析

王充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他在自然观方面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把两汉时代唯物论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峰。无可否认,王充如同一切旧唯物论者一样,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也不能冲破唯心史观的藩篱,命定论是王充思想局限性的集中表现。而王充命定论思想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确定论、决定论和命定论及其与自由的关系

西方主流学界在坚持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时,往往将确定论、决定论和命定论不加辨析地混为一谈。其实,这三种理论虽然都是围绕一定如此的必然展开的,彼此间却存在微妙而深刻的差异:确定论单纯从认知视角描述了事实自身的一定如此因素;决定论从认知视角指认了因果关联中的权重因素并从非认知视角指认了人们的自主决定;命定论则在决定论基础上从非认知视角突显了不能抗力因素对于自由追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只有三种因素的负面价值才会阻碍人们的自由追求,它们的正面价值则会促成人们的自由追求。所以,无论基于哪一种因素,我们都无法证明自由和必然是势不两立的。

在认命与任性之间——《穷人》中的伦理观刍议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体小说《穷人》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通信和笔记等,展现处于俄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们的通常的伦理观。他们既不同程度地相信上帝、认同命运的安排,又不免会偶尔质问上帝、控诉命运、反抗社会不公。小说用“自由思想”这个关键词以及近似的表述,形象地描绘了城市穷人在认命和任性之间徘徊与挣扎的伦理常态。《穷人》呼唤爱和自由,反对冷漠和隔绝等,而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朴素的伦理思想的体现。《穷人》的伦理观具有特定的悖论性,是作家个人因素和时代影响相叠加所致。

立德与非命:墨子劳动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借鉴

在我国古代思想发展的黄金时代,先秦思想家发展出丰富的教育思想,其中最重视劳动教育的思想家是墨子。墨子从其平民阶层的立场出发,强调劳动是保障社会稳定运行的基础。在实现兼爱社会的教育设计中,墨子总结上古三代的历史经验,认为艰苦的劳动磨炼有利于培养贤明的治国者。墨子所设想的君子人格,如守信、力行等道德品质都依赖劳动教育进行培养。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墨子将劳动中所蕴含的科技原理及价值观介绍给学生,强调治国者必须遵守固定的法度规矩,以人民的利益为导向不得横征暴敛,还要尊重各类人才。墨子还从生产劳动的必要性出发提倡科学精神,反对当时流行的命定论,目的是培养墨家弟子积极进取努力奋斗的劳动品质。墨子劳动教育思想中所蕴含的德性培育路径以及劳动精神培养指向,对当代劳动教育的理论思考有一定借鉴意义。

情态构式“我敢V_(定论)+P_(命题)”的生成与适用

情态构式“我敢V_(定论)+P_(命题)”构式义为发话者对命题真值或事件很有把握。从生成条件上看,自身语义中包含或可衍推[+定论]语义特征的动词方可获得V位置的准入资格,现代汉语中满足该条件的动词可涉及五种语义类共16个。此外,构件“敢”在句法上后接动词的用法,以及在语义上同“把握”义的溯因关系为构式义的表达创造了必要条件。“我敢V_(定论)+P_(命题)”用于定论语境,在交际中带有“断言”或“承诺”的施为性特征,当条件满足时受口语特征驱动也可作“我敢VP”的派生适用。“我敢V_(定论)+P_(命题)”的构式义源自语用含义的固化,依托构件对构式义的主观拆解应成为语用含义语法化为词的固定义项过程中的重要过渡环节。

《墨子》“非命”与儒家的“命”

《墨子》对儒家的“命”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没有全面把握儒家复杂的“命”观,没有看到儒家的“命正论”因素;同时对儒家“命定论”提出的背景及其积极意义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儒家的“命定论”核心观点是,富贵穷通是由“时”、“命”决定的,面对选择人不应患得患失,而应“行其义”、“知其不可而为之”,实现“仁者”、“贤者”、“圣者”的高贵价值,《墨子》指责的俟命殆事并非儒家“命定论”的应有之义。《墨子》的偏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的“命定论”具有负面效应,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儒家后学也有将“命定论”引向消极的弊端;同时墨家自身理论目的是社会实践,而非理论探讨,使之无暇对儒家命观进行细致的整理分析。

舞蹈影像的情感化体验探微

随着视像文化的高速发展以及观者需求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舞蹈影像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同时,人们对各类事物不断产生新的、更高层次的精神情感需要。这种精神情感层面的追求早在战国时期庄子的思想上就有体现。庄子是一位命定论者,他的人生哲学精髓即为追求精神情感上的自由。他曾提出“游心”,这里所讲的“心”不同于儒家的伦理道德之心,侧重的是形体受着束缚,但“心”可以遨游于无边世界。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情感作为人的一种复杂的心理体验一直在人们的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当今,随着视像文化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对舞蹈影像的情感追求。

当代大学生对人生命认识的误区

由于当代大学生对生命认识存在着误区,以至于导致大学校园的自杀事件屡屡发生。为了排除当代大学生对生命认识产生误区的根源,笔者进行一次专题调查和访谈。依据调查和访谈结果,从中找到了当代大学生对生命认识产生误解的理由。依据大学生对生命认识产生误解的理由,进行了针对性地反驳,有力回答了人的生命完全是有意义的,来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摆脱人生困惑,寻找生命真谛。

“命定”与“变命”:明代士人命运观

"命定论"和"变命论"是明代士人持有的两种命运观:"命定论"强调安于现状、否定人可以通过自身的能动改变命运,这一命运观的产生与士子求仕不得、明代商品经济发展下的优胜劣汰等在积极进取后无所得的现实无奈际遇有关;"变命论"强调人可以通过自身行为来改变命运,行善则善报、行恶则恶报,这一命运观的产生与佛教的"因果报应"、道教的个人修炼和阳明心学的追求"本心"等思想的流行有关。而"命定论"和"变命论"正是明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日渐加强和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两相矛盾及自相矛盾的思想外化表现。

命定之下的个体修为:王充“贤者命困”论旨趣探微

王充认为人有宿命,而道德高尚、才能卓著的“贤者”的命运几乎必然是困厄的,面对贤者命困的窘境,王充推演出一套关于命定之下个体何以修为的理论。在王充看来,人无法改变“命运”但可以改变“人性”,操行与命运无关,由此他论证了人在命运面前始终辨明“善恶之行”并坚守“胸中之志”的可贵。对“贤者”的建构,是《论衡》阐释“命”的关键点。贤者不合于流俗,未必以富贵、长寿等“好命”为人生理想,相反,其时常因坚守道德和志向而招致不容,陷入窘迫。但贤者生命价值的实现却不受限于命运所规定的名位和寿命。据此《论衡》推演出“素相”之身份论和“文章”之实践论,为命运不济之贤者建立安身之所,提出贤者超越命运的可能性。“贤者命困”论源自以《穷达以时》为代表的“天人有分”儒家境遇观,也是东汉时代初步觉醒的个体主义思潮在命运观念上的呈现。

悲凉感伤的诗意世界－浅析魏晋玄学语境中的生命主题

本文通过分析魏晋六朝时代玄学人格主题，生死问题以及“命”定论思想，力图揭示出蕴藏于其中的生命意识主题。文章还将陶渊明作为一个典型文人个案予以探讨，并对其生命观念作出了剖析，以此试图发掘出生命意识观念的自觉对文人创作的深刻影响。

弥尔顿作品中的清教主义元素解读

弥尔顿继承了清教徒重视教育的理念并加以发扬,认为最好的教育方法是在实际生活中学习,主张实用教育。受命定论的影响,弥尔顿心目中的上帝代表着人的精神的制高点,人类服从上帝是必要的,是得到自由的唯一途径。同时上帝也是理性和良知的化身,代表着永恒的理智和克制的价值原则。人只有使自己的欲望服从于理智才能自我得救。

评徐复观对王充哲学思想的解释

王充的《论衡》在中国哲学史上受到太高的评价,但徐复观《王充论考》一文对王充其人及思想展开了多方面的批评。他认为:王充以追求知识为目的,在他的人格和思想中,人伦道德的观念非常薄弱;王充的命定论彻底否定人之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王充有疾虚妄、求真实的学问要求,但没有得到立真破妄的结果;王充是一位矜才负气的乡曲之士,他的乡曲之见限制了他展望时代政治和学术的视野。他的解释,并不只是建构王充的思想体系,而且重视揭示王充的个性人格和人生遭遇对其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

“时”义解析及阴阳、道、儒相关思想之比较

"时"作为一个特殊时间概念,其产生与阴阳家关系密切,在道家它也成为一个重要概念。在这两家思想中,"时"本具浓厚的自然命定论色彩。儒家接受了"时"概念,但努力排除其命定论因素,强调人的主体能动精神,以彰显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文道德理性,从而形成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自强不息的积极人格自觉。

论王充天论的神学本质

王充哲学并非传统所认为的唯物主义哲学或无神论,王充的天道自然观本质上是一种神学理论,与他另一重要思想命定论异名同谓,是命定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王充虽然用天道自然观批判否定天人感应论,但他在天道自然观的基础上建立了另一种天人感应观。因此,王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其思想并未摆脱汉代总体的神学思潮,而是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辟邪与止恶

笼罩全球的新冠病毒及其变种,是一种邪,也是一种恶。根据古人的认知,五月初五是“恶月恶日”,以至于这一天出生的新生儿,家长对他的成长也充满忧虑。相传,历史上有名的孟尝君,因为出生在五月五日,他的父亲不想要他,认为他将不利于父母;东晋大将王镇恶因为五月初五出生,其祖父便给他取名为“镇恶”;而宋徽宗赵佶因为五月初五生,更是从小便被寄养在宫外。当然,今天的人类可能认为那是不科学的“命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