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篇与命体--兼论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发生

文体观念的发生是中国文体学史研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虽然其研究有多种路径,但最直接、最重要的是从语言形式内部入手,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研究命篇与命体之发生进而研究文体观念之发生。命篇与命体是文体观念发生最重要的表现形态。篇章的出现是文体产生的基础,篇章意识的出现可以视为文体观念的萌芽。命篇标志了篇的独立,反映了古人对篇的内容、结构等方面的认识,是文体认定与命体的前提,命体是文体观念发生的标志。从先秦到汉代,文献的命篇与命体从无到有,呈现越来越明晰的趋势,但仍存在文体分类的模糊性与诸体命体进程的不平衡性。命篇与命体标志着文体观念的发生,它既是中国文体学史的起点,也是其理论雏形和理论基因,对中国文体学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袁了凡善书的文献学考察——以《省身录》《立命篇》《阴骘录》为中心

《了凡四训》是明清两代具有广泛影响的善书经典,至今仍有很高知名度。现在仅见藏于日本的三部了凡重要文献,其实就是《了凡四训》的祖本。1601年的单刻本《省身录》,是现存了凡善书著述中的最早刻本,也是《了凡四训》首篇"立命之学"的原型;1607年的单刻本《立命篇》,已具备《了凡四训》的雏形;1701年的和刻本《阴骘录》是一部"准汉籍",其底本为明崇祯三年(1630)刻本,不仅完全具备《了凡四训》的内容结构,而且多出了著名的了凡《功过格》,因此具有很重要的文献价值及思想价值。

清华简《说命》性质探讨

目前学术界存在孔传《尚书》和清华简两种"全然不同"的《说命》版本,其真伪、是非及关系如何,亟待探讨。本文通过孔传《尚书》许多事实的证明,对清华简《说命》七个重点的考察,以及对清华简其他一些代表作品的分析,论定孔传《尚书》中《说命》三篇是珍贵的真古文献,而清华简《说命》三篇是战国时人根据某些传说资料而编造的游戏之作。

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叙事观

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极为尊崇叙事,认为文章以叙事为最难,文章至叙事而能事始尽。此种观念大体包括三层涵义:第一,在逻辑层面,事乃是道的现实始基与实现根据;第二,在学术发展史层面,史处于起源阶段,事为六艺之本质;第三,在写作原则方面,因事命篇与变化圆神乃为文之极境。这三点皆以事为起点、中心和归结,因此章学诚相应地将叙事推崇至无以复加。这为我们认识叙事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位置提供了新的向度。

从《文史通义·书教》看章学诚的史意

《书教》篇指出史学的宗旨是"以史明道",《春秋》与《尚书》本一家之学,《周官》法亡,《尚书》的撰述方式失去了基础,所以后世祖述《春秋》。从《尚书》到《春秋》再到《左传》《史记》《汉书》,都是史意在不同时势下的流变。史识、史才、史学须统合于史意,才能恢复史学"以史明道"的精神。章学诚的史家述作之道,强调史意与别识心裁,而史意又是关键。心术为著书之本,须以六经为根柢来凝练史意,以史德温养史识。

试析古文《說命》三篇中关于“和”的理念

傅說是殷商时期辅弼武丁使殷道中兴、国家大治的股肱良臣,是儒家、墨家、道家共同认可的圣人。诞生于距今3300年前的《說命》三篇,记录和反映了商王武丁与宰相傅說59年“君臣共主”的思想理论及“和谐执政”的合作决心。通过君臣对话问答的形式,记述有关治国理民的应对之策,是奴隶制社会国家安邦昌盛之龟鉴。由协调的“和”而致应该的“合”,是《說命》三篇的核心。傅說的政治理念及学术思想自然也就成为后来社会尊崇的孔子儒学之滥觞。

纪事本末体在南宋的出现及其背景

南宋时期,随着史学经世之风的高涨,史学家愈发重视对"事"的考察,一种以事件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已经呼之欲出。袁枢自身的努力以及对史学发展趋向的敏锐把握,最终使他创立了纪事本末这一新史体。纪事本末体自成一家,备载诸事本末之书,突破了纪传、编年二体的局限,受到后世论者的交口称赞,殊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