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运用关系性和过程性思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是积极的践行者和重要的贡献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蕴含着中国人看待世界的关系性和过程性思维方式,闪耀着中国哲学智慧的光芒。

不确定时代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在不确定的时代背景下,受大国博弈和地区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东北亚地区展现出韩朝对峙、美日韩与俄朝对峙的双层对峙格局。这种格局,不但在安全上使东北亚地区陷入“安全困境”,面临极大的冲突风险,也对地区经济合作和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为了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利益和发展利益,增进人民福祉,东北亚地区各国应确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树立本土性自觉,增强本土意识和家园意识,防止外部因素干扰,推进东北亚地区和平进程与发展进程,进而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类思维”视野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人类面临各种挑战的根源在于,人类在思维方式上尚未完成从“物种思维”到“类思维”的深刻转变,人的“类本质”发展尚不够充分。马克思“类思维”中蕴含着思考和关注人类命运、追求人类解放的哲学旨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汲取马克思“类思维”哲学营养基础上,创造性地建构起具有时代性特质的理论构想和政策主张,不仅激活了马克思“类思维”的理论生命力,而且有力地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转型和“类文明”的生成。“类文明”既不是排除世界多样文明而独立存在的文明形态,也不是将各类文明简单相加后形成的综合文明,更不是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普世文明,而是在世界多种文明基于“类思维”展开的互动中形成的、与多样性文明并存的新型文明形态。

从复杂性思维视阈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历史不是简单的静止事物的集合体,而是把普遍性与多样性统一起来的复杂性动态演化过程的集合,通过把这一系列不同整合到一起,最终形成一个复杂性世界。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各个民族、国家是孤立的,这个时期的复杂性没有体现出来。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区别于过去简单的地域性社会,通过分工、交往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各个国家、民族主动或被动地纳入到世界历史中,变成一体化的地球家,最终形成一个具有复杂性的现实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面对复杂的世界形势,将不同的政治制度、发展阶段、价值诉求和利益规定等不同质的子系统整合在一起,大家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复杂性还体现在经济、文化、思维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复杂性系统所展开现实的运作,其复杂性特征主要由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发展轨迹的复杂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施过程中的环境变化及其影响的复杂性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环节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是走向复杂化的过程,复杂性使社会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在这个一体化的复杂性世界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复杂性思维是一种整体性、非线性、综合性、过程性的动态思维,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更为确切的视角。通过分析整体性思维、非线性思维、关系性思维、过程思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为我们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指导。

基于“块茎思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逻辑探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发展高潮过后,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分化和式微后提出的,反映了人类社会面临转折和重新建构的客观要求。与各种旧式人类共同体相比,这种共同体的构成主体从单一同质转变为多元异质,并因此导致了人类在存在方式、思维方式和实践活动等方面的深刻变化。通过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成方式,可以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块茎思维"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进行探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辩证法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性内蕴在世界历史的理论逻辑中,在历史与现实、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中能够更好地澄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含义。作为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在世界交往与发展的实践中推进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统一,进一步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和普遍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描绘了世界发展的理想蓝图,不仅是一个应然状态,还是一个“变革现存世界”的现实运动,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映照中辩证把握主权国家与社会制度的矛盾关系,在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主席演讲,我们思考——从“命运共同体”思维认识企业社会责任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回顾了世界70年来的发展变化,总结了亚洲70年来的发展历程,从当前国际形势面临的挑战出发,以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目标,提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辩证思考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蕴含的丰富辩证思维,为驾驭国际社会中的复杂局面、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复杂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规律性认识和创造性实践,明确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定位,深刻彰显了“当前”与“长远”的辩证统一;找准了中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担当,深刻彰显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统一;体现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方法,深刻彰显了“重点”与“非重点”的辩证统一。准确认识和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辩证思维方法,可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形势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中国方案。

中华古代“天下主义”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思考

作为中华文化独特的思想传统之一,古代天下主义思想影响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使中国人常常心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重要理论基础。其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立足于天下之关联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途径可以从孔子提出的“天下归仁”思想中寻求答案,共同维护天下之整体性、公共性、秩序性。

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意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口号,更是一个科学的思想理论。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必须具有自身独特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例外。从世界图景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世界看作是一个处于"世界历史"的世界、全球命运息息相关的世界、人类文明和而不同的世界、和平与纷争并存的世界;在思维方式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实践的、整体的、系统的、历史的思维方式,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方式的继承,也是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超越,还是对中国传统和合思维方式的创新;在价值规范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尊重多元互鉴的人类文明形态以及坚持多样和平的人类发展道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传统世界格局逻辑的超越

习近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融合中国传统智慧,提出了重构人类未来世界格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世界格局建构用仁爱逻辑超越资本逻辑;用世界多元主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用生态主义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用后现代陆海空综合文明超越近现代海洋文明。

“块茎思维”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创新性特质研究

与传统树状思维的等级性、封闭性、静止性和中心性等诸多弊端相比,"地瓜理论"的核心"块茎思维"是一场革命,它具有异质共存性、全方位可连接性、多重生成性以及去中心主义等思维优势。在树状思维的宰制下,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利益型共同体具有等级性、同质性和中心性等历史局限性,与此不同,以"块茎思维"为基础建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具有关系型、开放型、异质型、平等型、生成型和去中心型等创新性特质,并因此焕发出旺盛生命力。

领导干部“命运共同体”思维及运用艺术

"命运共同体"不但是一种外交理念,也是一种领导思维。作为领导思维,它包含为政以德、和而不同、共享发展三个方面的内涵。领导干部"命运共同体"思维的运用艺术,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其一,在领导与群众之间,要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普惠、共享;其二,在领导班子之间,要始终坚持修德和睦、发扬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三,在不同部门之间,要始终坚持党政同责、齐心协力、同抓共管的理念;其四,本部门和中央之间保持高度一致,坚持看齐意识,服从中央权威。

文明冲突的应对思维:文明融合阵痛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各文明只有平等尊重、正确看待差异性、包容互鉴,才能和谐共生、互促共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融合思维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而“文明冲突论”的对抗思维则经不起历史考验。运用历史思维看待文明之间的交流,其互动过程中的误解与摩擦只是文明融合必然趋势中的阵痛。在文明交往中,将人类共同利益作为基本行动考量,命运与共,才能迎来人类光明的未来。“文明融合阵痛期”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正确认识、有效应对文明冲突的科学思维。

论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思维

习近平从世界发展大局和人类前途命运高度出发,深刻思考“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充分反映出习近平的系统思维。从整体思维上看,其旨在建设维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实现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为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天下大同为目标,主张合作共赢,摒弃丛林法则,突破零和思维,建设“五个世界”。从过程思维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形式表现在坚持世界多样化、尊重文化差异性;坚持共同合作、平等协商;坚持共谋发展、互利共赢;坚持从我做起、久久为功。从价值思维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历史发展环境变迁为现实逻辑,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根本遵循,这无疑为人类未来生存发展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从开放思维上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关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治理。纵观21世纪的人类社会,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攻克全球“四大赤字”难题,整体思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高等教育新格局的构建——普及化时代中国高校的时代使命与自我革新

在世界秩序变迁的新阶段,基于历史经验和时代发展趋势,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的世界高等教育新格局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高等教育新格局将由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共同构建;其次,高等教育新格局的核心价值是平等、互惠、合作、包容;第三,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将超越民族国家的思维局限,追求人类共同体利益。我国高等教育已步入普及化阶段,质量也逐步提升。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高校要大力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筑跨国学术共同体,教育学生勇担社会责任,助力全球发展。伴随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高等教育需持续探索具有世界意义的本土化大学理念与发展模式,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影响力,在国际交流中贡献中国智慧。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饱含经济哲学思维的四重渊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推动全球治理、实现全球共赢发展贡献的中国方案。这一倡议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四重渊源——既是人类由地域性的封闭型经济实践转为全球性开放型经济实践的必然逻辑,也是既往人类教条遵照资本逻辑致使全球经济运演失序和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倒逼结果,还是世界不同经济体在当代吁求新国际交往理念积极襄助的召唤使然,更是对不同时代人类憧憬世界梦想的积极扬弃。当下,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世界各行为体良性康健发展的历史必然。

统一性和包容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

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的特性之中,“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团结一体的历史趋势;“突出的包容性”,涵养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它们共同决定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最终形成。充分认识统一性和包容性在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将有助于我们挖掘、整理、宣传自古以来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由设计的抽象思维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设计的抽象思维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首先,设计以人为本,倡导以抽象的思维,寻求“适”可而止;其次,设计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优秀的设计以“无声”的形式伴随我们,讲究“度”;最后,设计又受到文化、环境、科技的影响,在平衡“适”和欲望之间的天平时,把握“美”的原则。在新时代的要求下,设计肩负新的责任,应引领可持续观念,用抽象思维协调人类的需求、发展与生存环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态之维——基于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的反思与展望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立足新时代提出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罗马俱乐部作为国际知名的学术团体,曾提出构建"世界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极为契合。基于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的反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能仅仅落实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层面的国际合作,立足生态层面的全球行动同样刻不容缓。人类应当树立生态思维,从传统物质主义的幸福观转向追求生态幸福的价值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世界观与价值观基础。此外,生态维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必将实现人际、国际乃至人与其他生命形式间共享、共赢与共荣的"生命共同体"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