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与新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195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的首个大型国际会议,各国代表齐聚北京,共商亚太地区和平议题。在会议召开前后,中国以东道主身份掌握议事内容和规则的主导权,用多种方式塑造国家形象。同时,中国通过会务准备与群众动员,为国家形象塑造创造环境并营造了良好的气氛。此外,各国友好人士亦在会前会后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了塑造新中国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国通过举办亚太和会,传播了自身“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等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事业的起步阶段积累了成功经验,并为当前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提供了有益启示。

美德关于罗斯福“世界和平会议计划”的外交接触

1936～1937年,罗斯福设想召开世界和平会议,讨论政治、经济和裁军问题,在美国不承担政治义务的前提下,通过满足德国在经济领域和殖民地等方面的要求来安抚希特勒,从而缓和日益危急的欧洲形势并避免战争爆发。美国为此与德国进行了外交接触,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计划对德国作出的让步与德国的外交政策目标相距甚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对欧洲影响力的下降导致德国对美国计划根本不予重视。

共同构建人类未来的新文明——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国际和平会议上的致词

(2017年9月26日)尊敬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尊敬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沃布思先生,尊敬的'世佛联冶秘书长帕洛普·泰阿利先生,各位代表、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首先,非常感谢'世佛联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国际和平会议组委会对我本人及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2000年自联合国《联合国千年宣言》公布千年发展目标以来,集中各方力量使得全球超过6亿人摆脱了贫困,各国政府提高了公民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度,支持和落实以人类共同发展为目标的议程,规模空前,成绩斐然。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始末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战略地位国际关系构成状况，决定了它对于整个世界和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51年2月21-26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会议上提出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酝酿过程中得到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广大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赞同，一致主张立即着手进行。同年10月，全印（度）和平理事会建议此会在北京召开。

第一次国际和平会议

1899年5月18日至7月29日,由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发起,在荷兰海牙的森林宫举行了第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与会的有英、法、德、奥匈、比、美、日、葡、中国等26国代表。尼古拉二世建议各国政府“通过国际性讨论寻求最有效的措施,以保障各国人民享受真正的持久和平,其中首先是停止军备的进一步发展”。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一方面希望缩减军费开支,缓和国内人民的不满,另一方面又想对别国军备有所限制,以免自己的军事实力落后于他人。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公约,并在海牙成立仲裁法庭。另外,会议还通过了三项宣言:一是禁用气球或类似方法空投爆炸物(为期5年);

1931年宁粤和平会议

1931年2月,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于南京,4月,国民党内部分反蒋势力汪精卫等人在广州召开了“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分裂。“九·一八”事变后,迫于全国人民要求一致抗日救国的压力,同时也为摆脱各自的窘境,宁粤双方于10月底在沪举行了“和平会议”。这里,我们从馆藏档案中选刊了一组有关该会议的文件。 这组材料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为会议前夕蒋介石与汪精卫等人的来往函电,反映了宁方谋诱粤方代表赴宁和粤方坚持所提条件的情况;第二部分主要是会议纪要,记载了双方在中央政制、党务、外交等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反映了双方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对外依赖国联“主张公道”,对内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为了便于参考使用,特将资料中所涉及的某些人物名号附之于后:居正(觉生)、蔡元培(孑民)、张继(溥泉)、张群(岳军)、孙科(哲生)、伍朝枢(梯云)、胡汉民(展堂)、邹鲁(海滨)、李文范(君佩)、李煜瀛(石曾)、陈铭枢(真如)。

宣扬和平是宗教所具有的使命——记第六次亚洲宗教和平会议

今年6月23日至28日,亚洲宗教和平会议(Asia Conferenceon Religion and Peace,简称亚宗和 ACRP)在印度尼西亚城市日惹(Yogyakarta)召开了第六次大会。

“和平工具？——宗教在冲突中的角色”国际宗教间和平会议综述

2004年11月21-24日，“和平工具?——宗教在冲突中的角色”国际宗教间和平会议在瑞典南部城市Soederkoeping召开。来自欧洲、美洲、亚洲及非洲的29个国家和地区的103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同时，为配合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决议，以及关于“为世界儿童建设非暴力与和平文化国际十年”(2001-2010)的决议，主办方还鼓励女性代表与青年代表积极参与此次会议。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和平盛会喜空前——第六次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剪影

第六次世界宗教和平大会(简称“世宗和”)于1994年11月3日—9日在梵蒂冈和意大利北部小城瑞瓦德尔加达(Riva del Garda)举行。刚刚于7月2日成立的“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简称“中宗和”)组团参加了这次盛会。“中宗和”代表团共10名成员,分别来自于中国五大宗教,基督教界的代表有丁光训主教、韩文藻副会长、沈德溶副主席和笔者。团长、副团长分别为赵朴初先生和丁主教。中国宗教界人士虽然曾于1979年以来三次参加“世宗和”会议,但五个宗教联合组团参加尚属首次。 代表团于11月2日从北京启程。

海牙和平会议与国家根本利益问题

在欧洲国际秩序陷入危机的背景下,民间和平运动有力地推动了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的召开,俄国则借机主导了会议议程。在海牙和平会议内外,与会各国代表围绕着国家根本利益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国代表的大会发言,是对"东方问题"的回响;朝鲜海牙密使事件激起的国际舆论关注,则是对古老中华帝国衰落所引起"中国问题"的反应。海牙和平会议尽管确立了国家根本利益不可仲裁的原则,但也为讨论国家根本利益问题提供了平台。这有助于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然而,由于国家根本利益被视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禁区,因而难以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围绕国家根本利益问题的争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在总结国联成败的经验教训之后,终于在联合国找到了新起点。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下,借助于海牙和平会议的原始记录以及当时国际媒体的报道等文献,人们就可以较为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海牙和平会议有关国家根本利益问题的争论。

基督教和平会议与冷战缓和期的苏联外交

在冷战缓和期,和平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注的主要议题。为宣传自身的和平外交政策,苏联政府在幕后主导成立了基督教和平会议,倡导"和平共处"与"缓和"。在兴起、发展、分裂、复兴的过程中,基督教和平会议不但始终将和平问题作为主要议题,而且紧紧围绕苏联政府的外交需要,开展了各种活动。虽然基督教和平会议取得了一些成效,令苏联政府受益匪浅,但幕后操纵的方式也令其备受质疑。

黄逸峰与苏中两次和平会议

1940年发生的黄桥战役至今已70多年了,回首黄桥战役,自然使人感叹当年苏中地区情况的复杂,以及陈毅等一批新四军将领的雄才大略。研究黄桥战役,不可忽略当年在苏中地区召开的两次和平会议,这两次和平会议的作用影响非常之大。而黄逸峰则对两次和平会议的召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后人缅怀。

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952年春天，我从北大组织的北京市“三反五反打虎工作队”回校不久，便接到校办领导通知，要我8月中旬到北河沿翠明庄宾馆报到，准备参加于1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会”）服务工作。任务突如其来，让我一时不知所措。

基督教和平会议与冷战缓和期的苏联外交

在冷战缓和期,和平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注的主要议题.为宣传自身的和平外交政策,苏联政府在幕后主导成立了基督教和平会议,倡导“和平共处”与“缓和”.在兴起、发展、分裂、复兴的过程中,基督教和平会议不但始终将和平问题作为主要议题,而且紧紧围绕苏联政府的外交需要,开展了各种活动.虽然基督教和平会议取得了一些成效,令苏联政府受益匪浅,但幕后操纵的方式也令其备受质疑.

冷战初期的国际科技交流——聚焦首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中的若干共识

梳理了1955年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中各国核科学家交流的情况,聚焦科学家们探讨分歧、凝聚共识的过程,分析其对国际核科学、核工业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会议重建了核科学家间跨政治阵营的直接交流,构建起战后“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交流网络的基础,为科学家们讨论核时代的机遇与风险提供了新平台。根据对会议档案报告、亲历者日记、信件及相关评述、新闻媒体报道等一手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阐述了会议体现冷战初期科学家群体的几点共识:争取科学家间自由交流;对和平利用原子能前景高度乐观;强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加强国际合作 共创和平繁荣——在第五次亚太和平裁军共生会议上的主旨发言

值此第五次亚太和平裁军共生会议在冲绳召开之际，我谨代表我和我的同事向会议表示热烈祝贺，对日本委员会和冲绳朋友们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款待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此次会议的各国政治家和专家、学者致以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