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的动力

国际体系的和平变迁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理解何种条件下和平变迁能够得以推进,依然是世界政治研究者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和平变迁的国际政治秩序有三个动力,可以看作是三个不同层次的秩序构建过程,分别是规范的动力、理性的动力与制度的动力。战争是过去几百年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主要途径,但是将来国际社会中和平变迁的有效机制是值得期待的。如何在国家实现崛起的过程中,推动国际体系的和平变迁和权力转移的和平实现,是值得中国审慎思考的问题。

“中国和平崛起”与“国际体系和平变迁”——以建构主义“国际体系变迁”理论为依据

2005年4月23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博鳌亚洲年会上作了“为中国和平崛起而实现的共赢方针”的主旨演讲①,这暗示着我们的一些邻国开始正视并参与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如果这一过程能够顺利进行,中国及其所带动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的崛起将必然给现有的国际体系带来深刻变革。②在主流国际体系变迁理论中,无论是肯尼思·华尔兹的“权力分配论”,还是吉尔平的“权力转换理论”,抑或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是聚焦在如何通过霸权战争等非和平方式完成国际体系的变迁。如果只把这些理论作为“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依据而加以否认,不跳出其分析框架来重塑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的途径,那么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构建中就存在着不足与缺陷。笔者认为,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理论更适于为中国和平崛起及其导致的国际体系和平变迁提供理论依据。

西方外交传统与大国的崛起——以近代德国两度兴起为个案的考察

近年来舆论界和学术界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讨论十分热烈,大多数人对崛起持一种过分乐观的态度,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和经济高速发展,崛起已是指日可待。然而,近代几百年的外交史表明,凡新兴强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多要历经险阻、几经波折,其中不少更是因不谙国际斗争之道或因外部干预而命运多舛甚至中道夭折,近代德国的两起两落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我国的和平崛起必须对此引以为鉴。

永恒的权力主题——试析爱德华·卡尔的国际思想

爱德华·哈莱特·卡尔是当代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大师,他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批判了两战期间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阐述了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并最早以政治现实主义重建了国际关系学的基础。迄今,卡尔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有关论述仍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当代国际关系思想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

权力转移中的地位承认

长久以来,学者们试图从实力对比、国内政体、经济与安全依存以及国际制度特征等国际或国内层面的结构条件,来解释崛起国修改现状的要求和守成国的回应方式。这些视角局限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基于各自固定的物质利益而做出的策略选择,它们较少注意到在互动过程中,非物质偏好发挥的作用。国际地位正是一种伴随着国家间互动而产生和发生改变的偏好。本文强调,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崛起国和守成国都会格外偏好地位。由于崛起国需要守成国的认可才能获得地位,而地位本身又可以增进崛起国在国际博弈中的主动权,地位承认带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具体说来,守成国承认崛起国的地位将有助于崛起国成功地融入国际体系和拥护现状。相反,守成国拒绝承认或是错误认知崛起国的地位诉求则可能加剧矛盾甚至引起霸权竞争。为了检验上述理论机制,本文对四个案例进行了考察,包括1870—1871年德国统一后确立大国地位、1896年英美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和解、英德霸权竞争的开端以及19世纪末英德在远东问题上的结盟谈判。这些案例突出了地位承认问题可以有力地塑造权力转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