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法律秩序的思想基础——卢梭、康德和凯尔森之和平架构的比较分析

卢梭、康德和凯尔森都提出了永久和平的构架,分别是统一的欧洲联邦国家、自由共和制国家的普遍性联盟、具有集中制裁权能的国际组织,都是后世国际法秩序的思想先驱,各自都为当今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律秩序提供了知识基础。三者在处理"自然状态"这一假设和作为和平前提的"国家同质性问题"上的差异导致其理论具有根本性的不同。自然状态是卢梭和康德要克服的状态,而凯尔森将其作为走向集中性制裁之国际组织的出发点;国家的同质性是康德和平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一种先验规定,而凯尔森的和平构架对此完全予以忽略。他们和平架构的深层规范性基础各具特色,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都显得比较狭窄。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他们各自的规范性基础内容才得以充实。

非洲安全制度治理的转型与结构性困境

通过构建多边制度解决安全问题是非洲安全治理的核心主题。伴随非洲统一组织向非洲联盟的转型,非洲国家在安全制度领域逐步构建起以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为核心的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非盟与地区经济共同体/地区机制、次地区制度安排、联合国等在非洲安全治理进程中建立起一系列多层协调机制,它们一道构成复合多元的非洲安全治理制度框架。与非洲统一组织不同,非盟在安全治理领域具备对成员国内部事务进行干预的权力,治理目标聚焦“人的安全”,治理规范更趋多元,安全治理与政治治理的制度安排呈现融合发展趋势。非洲国家的脆弱性与非盟的外部依赖性从根本上限制了非盟运用非洲方式解决非洲安全问题的能力。非洲国家内部冲突是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一现实要求非洲安全治理的制度安排要以增强民族国家权威为导向,不断提高国家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进而在地区和大陆层面构建和平与稳定的安全秩序。

联合国、非盟和中国:基于非洲和平安全架构合作的和平伙伴关系

全球和区域性的安全治理需要联合国、区域组织、全球大国等多元行为体共同发挥积极作用。具体到非洲的安全治理,联合国、非盟和中国之间的和平安全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是各方比较优势的互补,而且有利于解决区域安全问题,促进构建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构建非洲和平安全架构,特别是确保非盟和平安全理事会、大陆早期预警机制、智者团、非洲待命部队与和平基金全面运行,则为联合国、非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机遇,各方之间也已经具备一定的合作基础。然而,在围绕非洲和平安全架构合作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增进联合国、非盟和中国之间的和平安全伙伴关系,仍应继续提升各方的政治意愿,筹集更多的资源,并对资源进行有效分配和管理,同时要完善和优化各方合作的既有机制。中国在联合国与非盟之间应发挥积极的沟通和协调作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更多的安全公共产品。

两岸和平问题研究

本文提出三种不同的和平境界:单纯的“没有战争”为低度和平或暂时和平,由和约保障的正式和解为中度和平或较稳定和平,而消除了敌意则是高度和平或永久和平。依此观点分析台海两岸关系的四项特点:低度和平,多方博弈导致的力量均势,和平升级困难及其原因,政经、官民的落差。然后就如何建构两岸和平发展的稳定架构的问题阐释个人的理解,探讨问题的症结,提出解决的思路。

非洲地区安全问题及其治理机制

近几年来,在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及粮食安全、能源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非洲地区的安全问题增多,形势更加严峻。国家内部冲突外溢、军事政变回潮导致政局动荡、恐怖主义扩散、气候异常变化等一系列挑战凸显非洲地区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脆弱性,区域安全秩序严重失衡。与此相应,非洲区域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出现变化,和平与安全架构不断完善,其与区域治理架构以及非洲联盟与次区域的经济共同体等机制之间的协调不断增强,安全治理范围和功能不断拓展等。但是,非洲安全治理机制的自主运行能力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方式无法充分运用,持续不断的冲突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有鉴于非洲国家的国情和区域形势,非洲安全治理需要以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为导向,进而动员非洲国家的资源,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以提高非盟安全治理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