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解合同

和解合同是当事人约定相互让步,以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之状态的合同。构成和解合同,第一须有争执或法律关系不明确的状态的存在;第二须有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状态的意思;第三须有相互让步。和解合同不必定为债权合同,而是有可能为物权合同或准物权合同;和解合同不必定为双务合同;和解合同为不要式合同。和解合同的典型内容为确定效力。

和解合同的私法传统与规范适用

私人协商已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之一。但现行法中的规范缺失以及和解合同自身的复杂性,使得法律适用变得困难,导致民众对其失去信心。与此同时,诉讼法的指导案例和司法解释也在逐渐形塑和扭曲和解合同的效力,引发了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冲突。要解决当前的问题,有必要通过历史和逻辑的考察,厘清和解合同的概念、性质、错误和解除方面的基础理论,重新塑造它的实体法基础,以此为法律适用和法典建构提供助益。

和解合同的实体法效力——基于德国法视角的考察

和解合同旨在解决法律关系的争议或不确定性,通过双方互相让步来确认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和解的多重功能使得其不能被定性为有因的债务合同,而是要根据具体内容加以判断。和解可能发生变更、更新、认许、免除、新债设立、物权移转或债权移转等各种效力,也有可能发生其中几种效力的混合。即便和解当事人就此发生错误,考虑到和解的确定效力,原则上也应排除撤销权。但若发生和解基础错误,德国法采取和解合同直接无效的立法例,排除当事人的撤销权。有关意思表示瑕疵的一般规则,基本都适用于和解合同,只是根据其解决争议的目的略有调整。其重心还是在于和解合同中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解释,成文法不过将和解中通常含有的意思表示予以法典化。

论和解合同的性质与法律适用

和解合同作为传统有名合同之一,旨在解决纠纷,终止争执。其具有独立性、广泛性、抽象性和风险性等特点。我国《合同法》未规定该合同。实践中,当事人达成和解后常出尔反尔。我国应当承认和解合同的效力,可以类推适用人民调解协议的相关规定。

论和解合同的缺失与补正

我国民众深受传统文化中"和为贵"观念的影响,常通过和解解决民事纠纷。而和解合同作为一种传统合同,其旨在终止争执,化干戈为玉帛,我国付之阙如。为满足民众需要,彰显意思自治,衔接实体法与程序法,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将和解合同有名化。

争议事项对和解合同撤销事由的限制及其认定

和解合同撤销事由应当在甄别争议事项的基础上合理适用。争议事项对撤销事由的限制,主要是对重大误解制度适用的限制。争议事项的认定应当与和解基础相区分,基于和解合同目的特殊性,当事人意思表示解释有疑问时应先认定为争议事项,和解基础可以通过扩张解释重大误解制度作为撤销事由。争议事项内容范围的认定,应作限缩解释以控制和平衡当事人的风险。作为争议事项不得撤销的限制规则,显失公平制度发挥主要作用,但对其适用还需要根据和解合同的特殊性做主客观要件的特殊考量。

论和解合同的适用对象及限制

本文认为,和解协议的民法坐标是和解合同,种类繁多的和解协议能否纳入和解合同范畴进行调整,可以通过三个要素进行识别。"和解权"是控制和解适用对象的实质性要素。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被害人之间达成的刑事和解协议实质上为刑事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民事和解协议,可归于和解合同范畴。公序良俗原则从另一侧面对和解合同的适用范围作出了限制。

论和解合同的效力

虽然和解合同在我国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但是我国立法中并没有对其做出可操作性的规定,而且关于和解合同的研究也一直是目前国内法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拟参考各国成熟的立法体例,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界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和解合同的概念、要件等基本问题的考察和梳理,以期获得对和解合同的效力较为全面的认识。

显失公平制度在和解合同中适用问题探析

在我国,和解合同不是典型合同,但实践中相应合同关系大量存在,其核心特征是当事人在合意基础上确定不明确的法律关系,具有风险承担的功能。和解合同的特殊性使得显失公平制度与和解合同在基本原理、制度目的等方面存在冲突,但同时有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理论层面,显失公平制度理论体系并未排除其在和解中的适用可能性。实践层面,错误制度的适用限制强化了显失公平制度适用的必要性。具体适用规则上,关注和解合同要件的判断、一般原理的限制作用是基本前提,充分考量与其要件和内容相关的特殊因素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民法上的和解合同新探

目前,和解合同在我国民法上还是一纸空白,然而就司法实践以及比较法上来看,和解合同从无名合同转变为有名合同已是必然趋势。学者们虽然对和解合同已有诸多论述,但仍然存在问题需要予以澄清。在其性质方面,和解合同应为具有形式上的独立性、兼具物权与债权、实体性质的合同;在概念方面,应将其与诉讼上和解合同、调解加以区分,从而准确把握和解合同在未来民法典中的地位;在效力方面,突破传统的"认定效"与"创设效"之争,主张在准确把握和解合同与其基础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将其效力归结为"确认效力"、"变更效力"和"创设效力"。

和解合同的效力

和解合同是当事人约定互相让步,以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之状态的合同。和解合同的构成要件有三:第一须有争执或法律关系不明确之状态的存在;第二须有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状态的意思;第三须有相互让步。和解合同具有确认的效力与和解合同对当事人和第三人的效力以及效力障碍等问题,和解合同撤销的情形有,诸如和解与欺诈、胁迫、显失公平和错误制度。

民法视阈中的刑事和解协议

刑事和解协议本质为民事契约而非公法契约,对其透视应突破程序法与实体法、公法与私法之壁垒。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中所确立的办案机关对协议的审查程序可视为该类合同的特殊生效要件。合同相对性的理论决定了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不能对办案机关产生实质上的约束力。作为和解合同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变更与撤销应受到一定限制。既有的合同理论对刑事和解协议的定性和归类均存在障碍,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各类和解协议的效力认定亦存在不确定性。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将和解合同规定为典型合同,并设立适用于和解合同的特有规则是发挥其纠纷解决功能的有效途径。

论行政复议的和解制度

行政复议和解制度为2007年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所首次规定。行政复议和解的目的在于当案件的事实关系或法律关系不明的情况下,促进案件的及时解决。行政复议和解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行政和解合同,又是一种具有意思表示性质的程序行为。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行政复议和解的成立要件和合法性要件。行政复议和解具有形式确定力、羁束力和执行力,但不具有实质确定力和形成力。行政复议和解制度的实施将为我国未来行政诉讼中引入诉讼和解制度奠定基础。

论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从法国法的比较角度探析“吴梅案”的理想逻辑

2号指导案例"吴梅案"的当前解决逻辑是:二审和解协议由于未转化为法院调解书,不具备撤销一审判决的效力,因此在其不履行时,法院支持一审判决的执行。此逻辑实际上有违当事人意愿和诚实信用原则。该案解决的理想逻辑应是尊重"私权自治"的理念,借鉴法国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确立和解协议在合同种类中的明确地位,特别赋予和解协议"消灭诉讼"的法律效力,使当事人合意构成对法院审判权的约束。

和解协议效力追问

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与诉讼外调解协议本质均为和解合同,但我国民事立法缺乏对和解合同的规定,增加了审判中对各类和解协议效力认定的不确定性。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明确了对诉讼外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的程序规则,将广义上的和解合同纳入司法确认的适用范畴,赋予其执行力,有助于实现解决纠纷之功能。

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探析

执行和解协议既非公法意义上的诉讼契约,也非单纯的私法契约,其本质为和解合同。执行和解协议应为诺成合同,记入执行笔录是该合同的生效要件。"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不应成为执行和解的唯一救济途径,肯定执行和解协议的可诉性与和解合同的本质相契合。

经济合同法和涉外经济立法问题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福建省法学研究会发起组织、厦门大学法律系筹办的经济合同法和涉外经济立法问题学术讨论会四月一日至五日在厦门召开。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80多人。收到论文三十八篇。现将讨论综述如下: 大家一致认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方针的贯彻,经济合同的作用愈来愈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因之,对如何执行《经济合同法》、推广经济合同制,探索其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已成为当前经济改革中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主要包括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种类以及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认定等内容，对人民法院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和解: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双重分析

和解是目的和结果,调解是过程和方法;两者是属概念和种概念的关系。和解应当成为纠纷协商解决的模板,贯穿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一方面,民法典将和解作为一种典型合同确立在债权分则中,此为"民法上和解"。另一方面,民事诉讼法应重塑前者在诉讼程序中的延伸和强化——"诉讼和解",采取小改动的方针,保留和改革原有调解的规定,增设条文规定诉讼和解的构成要件、程序、效力和救济途径。

略探构建行政合同纠纷审理的新格局

现阶段，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合同主要有：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与当事人签订的和解合同、公共工程承包合同、共同工程特许合同、政府特许经营合同、公产公务承包合同、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国有资产销售合同、公益捐赠合同、政府采购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