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改革:对行政诉讼“和解撤诉”的检视——以诉讼参与人的选择评价为视角

自1987年基层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伊始,"和解撤诉"便伴随产生。而作为实实在在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的当事人而言,对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有何评价和见解,是衡量该方式优劣最有发言权的人。为了能较为准确地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感受和见解,课题组以中国西南J区法院为考察对象,采用了问卷调查和回访两种方式对该法院25年来的行政诉讼撤诉案件进行了全面梳理,以实证分析的方法,对诉讼参与人参与"和解撤诉"成因、看法、满意度等进行考察,得出诉讼参与人对行政审判的基本立场。从制度完善的角度审视当事人需要什么样的纠纷解决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下而上"的改革建议。

论我国撤诉型和解的瑕疵救济

撤诉型和解受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规制,但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其履行依赖于当事人的自觉。目前,当事人主要以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以及侵害债权等实体法事由提起新诉,要求撤销和解协议或确认和解协议无效,但若当事人根据一审判决进行和解而事后有证据证明一审判决有误之时,当事人提起新诉要求撤销和解协议可能面临不予受理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借鉴德国和日本的多元化救济模式,赋予当事人根据瑕疵的不同选择不同程序的权利。

民事一审撤诉的类型化研究

民事一审撤诉实质为多种撤诉类型的集合概念,在诉讼过程中有着多元化的复杂形态,按照程序运行阶段的不同,可以将民事一审撤诉类型化为提前撤诉、庭审撤诉及禁止撤诉三种撤诉模式,其中庭审撤诉按照撤诉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具体化为申请撤诉、和解撤诉、调解撤诉及拟制撤诉四种形态。不同撤诉类型的制度属性及程序品质各不相同,需要就每种撤诉模式分别予以研究并结合其内在程序机理作出自身应有的制度安排和程序控制。

行政公益诉讼中和解的适用问题研究

根据《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不适用调解。此条规定变相将行政公益诉讼纳入了一般行政诉讼的范围,即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不属于特殊的允许调解的行政诉讼案件范围——如行政赔偿案件、自由裁量权案件等。对于一般的不适用调解的行政诉讼案件,在实务中却是大量存在通过法院协调和解,撤诉结案的情况。虽然这一现象存在规避不允许调解的法律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和解可以带来诸多优势。对于由人民检察院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和解可以减轻检察院、法院和行政机关三个公权力之间的矛盾,减轻法院的压力,缩短行政机关采取应有补救措施的时间,有利于更快的解决问题。

重访彭宇案:民事裁判中的逻辑与经验

"彭宇案"依赖于逻辑推理判决,却忽略了经验法则的逻辑性,作出了偏离社会主流道德的推论,在当时的特定情境下由简单的民事案件演变成为了社会事件。由于本案判决运用经验法则不合逻辑,待证事实的证明未达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待证事实在一审审理期间直至一审判决结束一直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故一审判决错误。二审法院力促和解,没有尽到对撤诉申请依法审查的法定职责,忽略了保密条款对案情的隐藏所可能带来的人们对司法公正、社会道德价值的持续性怀疑,忽略了和解保密并撤诉所可能产生的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面对热点案件,依法公开审理才是更好的选择。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之完善

我国最新的司法解释确立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并且规定了和解的法律要件,对行政诉讼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和解行为进行正式的法律规制。然而,现行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仍然存在体制上的缺陷,需要构建科学的行政诉讼和解机制以便公正、高效地化解行政纠纷。

和谐语境下行政案件司法权运行探究——以司法权运行场域为视角

于司法权运行场域之视角,行政案件协调和解是一种"会场司法"模式;"从‘剧场’到‘会场’"象征着我国行政案件司法权在两种不同空间场域先后运行之时空路径和"仪式与非仪式结合运行"之理想类型,反映着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权力与权利关系结构。"会场式司法"是自治本位和纠纷解决型而非传统的政府本位和科层型司法,展现着民主、合意、开放、和谐的司法权形象,是对基于传统行政诉讼理论所建构的"剧场式司法"程序及其价值的解构,但其制度性弊端和运作不当之风险决定应按正当程序标准进行重构:在价值构造上实现程序之内在价值、直接外在价值及衍生价值的统一;在规范形态上具备形式法治之外观与实质法治之内涵。

当事人手拿报纸来法院主动请她调解

年过古稀,她本可享受清闲,但怎奈无法割舍自己对司法工作的那份热爱,于是,欣然接受法院返聘。今年71岁的顾兵,工作起来依然风风火火、干脆利落。仅2019年一年,经她调解达成协议并进行司法确认的案件就有208件,经过调解当事人双方和解撤诉的有26件。满墙的锦旗,是当事人对她全心付出的认可。2017年,顾兵荣获北京市法院系统“十佳特邀调解员”;2020年,荣获北京市法院系统“先进特邀调解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