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投资争端和解协议的适用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出台和生效,能否缩小投资调解与投资仲裁在可执行性方面的差距,从而增强调解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案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取决于《公约》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于投资争端和解协议。考察这一问题须注意:(1)区分非经第三方调解或在其他法律程序中达成的和解协议;(2)商事保留及事前同意保留对投资争端调解协议能否适用《公约》的影响;(3)在《公约》规定的“最低限度形式要求”之外,缔约国国内程序可能提出的额外要求;(4)与投资仲裁不同,《公约》不适用于营业地设在同一国家的当事人订立的和解协议的执行;(5)执行地国的相关程序规则和公约规定的救济条件。无论如何,《公约》将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国际投资条约实践及各国国内法体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试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

调解是我国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也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因此必须在借鉴各国比较先进的调解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的调解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主要措施有:调解组织与审判组织分离,改革调解活动的启动和进行机制,完善调解的自愿原则,同时对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的效力、调解瑕疵的救济进行改造。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后发优势”与中国立场

《新加坡调解公约》是《纽约公约》的追随者和效仿者。通过模仿《纽约公约》的框架结构和规则术语,《新加坡调解公约》意图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创建一套和解协议的承认与执行机制。借用发展经济学领域“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理论进行分析,《新加坡调解公约》在绝大多数事项上具有“后发优势”,仅在适用范围、运作机制等少数事项中可能存在“后发劣势”。而且,这些“后发劣势”大多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等技术手段加以避免,还可以经由公约内置的修正机制予以克服和转化。考虑到该公约自身的优越性及其对中国的价值和影响,中国应尽早批准该公约,分阶段实现国内制度衔接的三项目标,即确保该公约顺利实施、统一中国商事调解制度、加快建设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冲击与中国商事调解的回应

作为国际商事调解发展的里程碑,《新加坡调解公约》旨在构建一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机制,从而促进国际经济贸易的和谐发展。中国是《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创约国和首批签署国,为公约的最终形成贡献了“中国智慧”。及时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将对国内商事调解的发展、营商环境的优化、“一带一路”的建设,以及争端解决话语权的提升产生积极意义。学术界和司法界对过早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也表示了一些担忧,提出了国内商事调解准备不充分,虚假调解将冲击司法权威,以及徒增法院司法执行压力等质疑。对此,我国应在正式批准公约之前,从制定商事调解法律、激活商事调解市场、健全协议执行机制等方面做出回应,以此保证《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精准落地。

中国传统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社会和解、调解、行业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历史性回顾中,可以提炼出以下历史经验: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多元化,国家机制与非国家机制并重;须充分发挥调解机制的作用,诉讼与调解之间应有相应的联接机制;应促进仲裁制度的发展,实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应尊重民间社会规范的独特作用,寻求民间规范与国家法的相融与合作。

浅议税收征纳双方争端解决的路径选择

通过对目前税收征纳冲突的理性定位,从制度层面和执行层面分析征纳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将和解调解作为解决征纳争端的首选,完善复议、诉讼制度和配套措施,以此构筑多元化的征纳争端解决机制框架。

农业环境纠纷的多元化处理机制探讨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业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也不断加剧并引发各种纠纷。但现有环境纠纷解决的方式以行政裁决和诉讼为主且存在各种弊端,难以适应农业环境纠纷处理实践的需要。为了更好地处理农业环境纠纷,实现环境正义,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应建立由和解、调解、行政裁决、仲裁和诉讼等多元化的农业环境纠纷处理机制,并针对该多元化的纠纷处理机制,采取相应措施完善这5种纠纷处理方式,以便更加有效、和谐地处理农业环境纠纷,化解各种因农业环境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法律支撑。

高校雇员制人事管理实践中的纠纷解决机制探讨

随着高校雇员制人事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实施,高校与雇员在聘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不免会产生一些纠纷。为了更好地处理高校与雇员间的关系,避免双方矛盾的激化,影响高校师资队伍的和谐稳定,应建立和解、调解、申诉、仲裁和诉讼等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工作中的运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髓肇始于古代刑法思想,新时代赋予了这一刑事政策跨时代的含义。检察机关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深刻领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实质,并充分运用这一刑事政策指导检察工作。从现实和构想的角度出发,重点对检察机关在逮捕、审查起诉、起诉以及刑罚执行等阶段应如何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了探讨。检察机关务必运用好这一政策,该宽则宽,当严则严,运用有限的司法资源维护无限的公平正义。

我国商事仲裁与商事调解衔接制度的法律问题探析

诉讼、仲裁和调解是解决国际商事争端的主要手段。诉讼和仲裁分别有《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和《纽约公约》作为各自跨国承认与执行的国际法依据。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贯彻落实,以及《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生效,调解在国际商事争端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仲裁和调解作为非诉纠纷解决方式,二者具有诸多相似点但又存在差异。目前我国对商事仲裁和商事调解衔接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仲裁法》第51条,《仲裁法(征求意见稿)》则进一步明确了调解协议的制作程序,但对仲裁员与调解员的身份是否可以混同、调解期限等问题并未提及。本文旨在分析我国商事仲裁和商事调解之间的关系,介绍商事仲裁与商事调解的衔接模式和实践,对我国商事仲裁与商事调解衔接制度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国际商事调解中的法律创新

本文对最近通过的《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以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简称: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有关文书,包括对2018年《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和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示范法》(修正2002年《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简称:2018年《示范法》)进行了扼要陈述,同时对贸易法委员会过去几十年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总体概括,还主要介绍了《新加坡调解公约》和2018年《示范法》的发展背景,并对这两个文本的主要条款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本文亦简介《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最新进展以及贸易法委员会为不断强化国际调解框架而正在作出的努力,同时鼓励各国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并考虑通过2018年《示范法》。

认罪认罚案件疑难实务问题探析

认罪认罚案件中,不应强制要求被告人在开庭前缴纳罚金,对起诉后可能发生变化的量刑情节可以根据变化可控性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辩护人拒绝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可直接将具结书提交法庭或者由值班律师签署。因判后达成和解而上诉的案件不宜抗诉,可与上诉人重新签署具结书或者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