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邺嗣和陶诗的艺术风格——兼及易代之际浙东诗人和陶诗诗风的嬗变

易代之际的和陶诗已经成为遗民士实现自我体认、表达自己心声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元明之际还是明清之际,和陶诗都大量涌现,且保存下来的和陶诗的作者以浙东诗人为多,表现出易代之际浙东诗人独特的精神建构。与元明之际童冀等和陶诗的清刚、幽贞不同,李邺嗣的和陶诗展现出了更为平和、古朴的风格和特点,体现出了李邺嗣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诗歌观念。

苏轼“和陶诗”的情志美学

和陶诗蕴含着苏轼的独特审美情趣和人生哲理,是其思想与美学意识的完美结合,集中体现了苏轼的美学情志——贬谪美学、逆境美学、自然美学和生活美学。贬谪美学是苏轼以自身遭贬的经历,书写坦然面对挫折的豁达心态;逆境美学昭显人生虽有跌宕起伏,却始终有怀揽风月的豪情壮志;自然美学关注山水风光,寄心灵于田园躬耕,关怀百姓之趣事;生活美学将诗意与酒食日常交融,抒发对生活的热爱。苏轼的“和陶诗”既有返璞归真、旷达洒脱的纯然意趣,又有经世致用,怀国爱民的文人志向,集中体现苏轼独特的审美情志。

悲剧意识与其超越:朝鲜庶孽诗人朴宗善和陶诗研究

朝鲜王朝后期诗人朴宗善的和陶诗所反映的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对身份的不平等性的体认,以及对身份所带来的理想与现实的不对等性的揭露上;与此同时,他在和陶诗中又通过构建自我价值、回归本真的方式实现了对悲剧意识的超越。朴宗善利用和陶诗这一特殊的文学形式展现了朝鲜庶孽阶层乃至朝鲜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丰富了韩国和陶诗的“朝鲜风”内涵。

苏轼“和陶诗”的形式特征及其文体史意义

作为“和诗”,次韵既要求“和韵”又要求“和意”,“和陶诗”则突破了唱和对象的古今界限,使“和意”朝着“道意”方向发展,即注重表达作者主观意识。苏轼在“和陶诗”中以“意”统“韵”,从而化韵脚的限制于无形。在平衡诗体与诗意的过程中,苏轼促进了诗歌正副文本功能的强化与转换。副文本记录诗意兴发方式,具有诗史功能、日记功能、书信功能、索引功能,并且建立起“和诗”与原诗的联系,引导读者在师陶、学陶背景下阅读“和陶诗”。正文本则由次韵诗向外的公共唱和功能、政治功能朝向内的道德自省功能、心理平衡功能转换。苏轼在“和陶诗”中的上述探索对文体史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张岱的和陶诗

张岱的和陶诗现存四十首,主要见于他的《和陶集》与《张子诗秕》。这些和陶诗在创作上深受张岱自身的家学传承和时局变动的影响,在内容上表达了张岱向往自然、热爱诗书、坚守志节的思想。同时,张岱的和陶诗直接展现出他在明朝灭亡前后从身份到心境的巨大变化,集中凸显了张岱对陶渊明的仰慕之情。

浅论钱陆灿的“和陶诗”

清初诗坛兴起一股和陶诗热潮,浸染于风会,酷爱陶诗的常熟文人钱陆灿创作出"和陶诗"124首,以言志抒情。研读湘灵的"和陶诗",既有助于了解清初陶诗的接受情况,也有助于了解湘灵的人生轨迹、心路历程与审美情趣,甚至可藉以解读明清易代对于汉族士大夫命运与心志的影响。

日本和陶诗简论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历来被认为是一位隐士和田园诗人,他描写田园生活的诗歌在他的整个作品中占有突出和重要的地位。陶渊明的作品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而且在传到东邻日本之后,也深受日本诗人学者的喜爱。十六世纪之后,在日本的汉诗诗坛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和陶诗的创作高潮。本文将就日本出现的和陶诗现象作一次深入的研究。

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对"平淡"风格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陶渊明诗歌"枯淡"美的批评上。"枯淡"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过程,体现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就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美学效果。从"枯淡"风格出发,苏轼发现了柳宗元、韦应物诗风与陶渊明"同源",并作出了"柳在韦上"的判断。苏轼还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这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元代儒学倡导者的悲歌——郝经《和陶诗》研究

郝经是元初重要的诗人和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儒学的积极倡导者。入宋议和改变了郝经的人生轨迹,在16年的被囚生活中,郝经反思了他所做的一切,此间所写的《和陶诗》真实记录了郝经被囚时期对自己行为的思考,以及痛苦、希望、失望的种种心理状态。

论苏轼“和陶诗”之安贫固穷与饮酒主题

“和陶诗”是苏轼晚年在特殊生活境遇中的产物,是作者在残酷的政治环境中的一种自觉的创作方式,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轼晚年的心路历程。安贫固穷与借饮酒来达到适意自在的境界,是“和陶诗”的两大主题。苏轼的饮酒是饮出了深意的,既有追求适意忘我的一面,又有在醉态中激情创作的一面,还有诗人不能忘怀现世于酒中观照现世的一面。

论韩国“和陶诗”与“和陶辞”的“朝鲜风”

韩国古代文人从高丽朝开始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与"和陶辞",一代代韩国文人试图从陶渊明那里发掘人生所需的某些文化品质,或是精神力量,或是艺术风格。在"和陶诗"与"和陶辞"创作中的具体表现是对民族历史的真实反映与民族情感的自然流露,以及诗歌呈现方式上主题的直白表露与接受过程中诗性意象的取舍。这种表现本质上起到了树立其民族意识的功用,也是一个把影响逐渐转化为"朝鲜风"的消融过程。

试论东坡“和陶诗”的生命意识

从生命意识的角度,对东坡“和陶诗”进行了探讨。在点明何为生命意识并分析了促进东坡生命意识觉醒的契机后,本文指出在生命哲学发生转变之后,东坡生命意识的具体体现:其一,从物质层面上解决岭海人民缺衣少食的现状是东坡实现其生命价值的一种新方式。其二,精神层面上,为岭海地区文化传播做贡献,是东坡实现其生命价值的另一方式。另外,在当地长时间的反思中,东坡还意识到了实现其生命价值的最终方式———创作。

傅共《东坡和陶诗解》探微

傅共《东坡和陶诗解》是现知最早的一部《东坡和陶诗》注本。以往因为资料匮乏,学术界对傅氏生平及该注本的详情知之甚少。但通过钩稽宋元时期的史料,仍能勾勒出其生平概况,并可考知他在编纂该书时曾利用个人交游关系搜集资料,且受到家族文化传统的直接影响。尽管《东坡和陶诗解》全书已经散佚,但在现仅存于韩国的蔡正孙《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中还保留了不少傅注佚文,由此可以考察傅注本的文本渊源、主要内容及注释特点。

论苏轼的和陶诗

北宋政治文化与苏轼和陶诗的形成及其实践之间有着莫相分离的演生关系。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新旧党争，导致了苏轼当世之志的淡化和消解，陶游及陶诗之显即缘此而生。对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揭明，表明苏轼从渊明“为人”到诗歌风格的追求的完成，而和陶诗则为苏轼这一审美追求在其实践创作中的主要表现形态。因此，陶游及陶诗之显在卷入新旧党争的苏轼身上即存在着一种整体的动态的意义。

明初诗人童冀及其“和陶诗”考论

童冀为元末明初重要诗人,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考证童冀的卒年、行实及交游情况。童冀和陶诗的特点在于"和其韵以寓己意",将明初文人在朱元璋高压政策之下被迫出仕而又欲归不得的遭遇与心绪,通过和陶诗的形式传达出来,名为和陶,其实是借和陶来抒怀,在后世的和陶诗中别具一格,其在"和陶"史与陶诗接受史上也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周履靖与明代和陶诗文

明代和陶、效陶诗文至少有一百六十八家,留存至今超过二十首(篇)拟陶、和陶、效陶作品的作家至少有二十六家。这些和陶诗,如果按照抒情言志自我成分之多少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多我派和少我派,前者以表达自我感慨和胸怀为主,艺术成就较高。周履靖有《五柳赓歌》四卷,遍和陶诗及部分辞赋散文。其和陶诗多亦步亦趋之作,但气韵、意脉和语言畅达如水,表现出高度的模拟技巧;也偶有自我性情为主的作品。与陶渊明诗文相比,二者气象有狭隘和恢弘之别,艺术有滑熟和新颖之异。周履靖和陶在明代中后期山人隐士中具有典型意义,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第一,与明代晚期士人感于政治的腐败,转而内敛自守、自娱自适的社会思潮密不可分;第二,出于山人安顿隐逸生活的需要;第三,与复古思潮的影响分不开。周履靖和陶诗的得失值得深思。

苏轼的岭南贬谪生活与《和陶诗》的境界

考诸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过程,不难发现,苏轼被贬谪到岭南的惠州、儋州之后,《和陶诗》才开始大量出现。这充分说明了艰苦卓绝的岭南贬谪生活经历不仅是《和陶诗》创作动机的触媒和人生境界的转变,而且也是其人生体验的极致和审美体验的升华,同时还是其宦海生涯的反思与总结。而这一视角却少有论者涉及到。因此,研究苏轼之岭南贬谪生活体验与《和陶诗》之境界的关系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苏轼和陶诗浅论

大量和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现象。苏轼和陶,一是为了"陶写伊郁",二是喜欢陶诗,三是崇尚陶渊明的为人。但是,苏轼学陶而不囿于陶,他的和陶诗凸显了一个经过了精神历险之人不屈、旷达的性格特点和自然平淡的诗风。和陶诗是我们研究苏轼晚年思想、生活经历、审美情趣的重要文史资料,是苏诗艺术风格转变的标志,它建立了一种异代对话的机制。

宋代和陶诗刍议

和陶诗是一种很特殊的、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宋代文学史上持续不断的和陶热潮,不仅说明宋人对陶渊明人格、思想的敬仰,对陶诗艺术成就的期羡,也折射出宋代人文精神的特征。宋代和陶诗携带着陶诗的基因,在宋代文学的根茎上获得了新的审美价值,表现为和陶诗主题的拓展、和陶诗风格的突破及艺术技巧的创新。研究宋代和陶诗不但对陶诗接受史来说必不可少,也可为研究中华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卷和陶诗,满腔忠义忱——论戴良的和陶诗创作

中国文学史上,追和陶诗的现象,蔚为大观。元遗民诗人戴良推崇陶渊明的忠义气节,作有《和陶诗》一卷。其主题取向与陶诗相近,却又彰显忠义,并形成了独特的"陶渊明意象群"。同时,其将唱和与赠答功能合一,兼有书信作用。又以序存事,足可补史之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