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咏史》所咏人物看左思的人生情怀

组诗《咏史《是体现左思风力的代表之作，流宕着诗人的英风豪气。《咏史》的思想内涵主要是通过对众多历史人物的歌咏来实现的。这一系列人物不仅仅是历史人物，更像一幅画传，形象地画出了诗人在不同境况下的复杂的人生情怀。

杨慎在滇咏兰诗的文化史意义

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兰是人们共享的文化符号,兰所象征的高洁与贤德是共有的审美标准。杨慎在滇咏物诗极多,兰花是他特别着力书写的对象之一。杨慎结合云南的自然地理、个人境遇和自我形象,创作出以《采兰引》为代表的咏兰佳作,诗人以兰自喻,寄情托意,实现了屈骚精神在边徼的光大。不同时期宦滇文人、本土文人对咏兰诗的唱和、阅读促成作品广泛传播与经典化,表现出人们对“芳草美人”文学传统、杨慎人品学识的集体认同;以杨慎为首的文化名人创作产生溢出效应,促成了当地地理文化的重构。响水关改名为兰谷关,是区域文化认同的具体体现。杨慎在滇咏兰诗创作成为研究中原与边疆文人交往交流交融、构建文化共同体的新维度。

从吴兴六老会到张先《十咏图》:历史事件与图像叙事

张先《十咏图》构成了一个文化事件,那些看似同一时间发生的偶然事件,背后却隐藏了许多至今为张先《十咏图》研究者未曾发覆的历史真相。范仲淹名篇《岳阳楼记》开头就提到的庆历年与滕子京,与张先《十咏图》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重新思考和发掘张先《十咏图》本身所处的特定场域与语境,发覆其背后隐晦表达的多层历史真相,揭示了张先《十咏图》的图像叙事,通过视觉呈现的方式,微妙表达了张先的政治立场。

侨领张榕轩的身份自觉及其诗歌的文化价值探析——以《续海国咏事诗》为中心

诗集《续海国咏事诗》是亦商亦官的张榕轩内心情感及价值认同的真实反映,可与其《海国公余杂著》的其他各卷互相印证。诗歌体现了久居南洋的张榕轩的中国身份认同,诗歌内容及注解也体现了其对中国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富强的理性思考。诗歌预期读者是中国人,因此所写关于海外各国文化、民生、科技、制度等也具有信息传播的作用,反映了张榕轩对“开眼看世界”的关注和向西方学习的态度。

柯勒律治诗学主张对五四新诗运动的影响——以朱湘译《古舟子咏》为例

柯勒律治是英国浪漫主义重要诗人和文艺理论家。20世纪初五四新文学运动爆发,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大批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被译介进中国,柯勒律治和他的作品随之进入。柯勒律治的诗学主张影响了新月诗派诗人朱湘,朱湘结合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用创造性的翻译方法实践其诗歌主张和译诗理念,推动了中国新格律诗的发展。

古代咏史诗研究的视域拓展与方式转换——评韦春喜《宋型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咏史诗研究》

咏史诗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诗歌题材类型,同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等共同组成了古典诗歌这一有机整体。南朝萧统在《文选》中把“咏史”诗单列为一类,(1)这种编辑体例说明咏史诗在古诗体类上的重要意义和地位。汉代时期,班固直接以“咏史”名篇。其后,历代创作绵延相续,咏史名家辈出,佳作不断。宋代,咏史诗的创作十分繁荣,数量惊人,成为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咏史诗研究逐渐进入学界视野,陈伯海、刘学锴、莫砺锋、尚永亮等人都曾发表过精辟之论,显示了学界对咏史诗的重视。进入21世纪,赵望秦的《唐代咏史组诗考论》、李翰的《汉魏盛唐咏史诗研究》、张润静的《唐代咏史怀古诗研究》等著作的出版,更证明了咏史诗研究的魅力。

《经典咏流传》中植物诗词歌曲融入高职《园林树木学》课程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本文阐述了将《经典咏流传》中的植物诗词歌曲融入高职《园林树木学》课程的缘由,详细梳理了《经典咏流传》中植物诗词歌曲对应课程教学项目,并阐述植物诗词歌曲融入高职《园林树木学》课程的教学设计以及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具体的实施步骤,课程结束后通过对教学效果的问卷调查总结了高职《园林树木学》课程融入植物诗词歌曲的效果和意义,通过对园林树木教法改革实施的探索,不但让学生更好理解园林树木专业知识,而且使学生传承了树木诗词文化,也提升了教育者的人文素养,增强了教育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给园林树木课堂教学注入活力,激发学生将中华优秀植物诗词文化融入园林景观的创作力,最终起到教书育人同向同行,提升《园林树木学》课程教学效果的作用。

《玉台新咏》编撰者新考

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经典《玉台新咏》的编撰者为徐陵,自唐以来似乎已成定论。21世纪初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史专家章培恒先生提出新的见解,认为《玉台新咏》实为张丽华所“撰录”(编撰)。这一新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众说纷纭。《玉台新咏》的“编辑”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这个过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它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而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人参与,《玉台新咏》的“编辑”是集体合作的成果。《玉台新咏》的编辑者是徐陵,“丽人”是“撰录”者,“高楼红粉”是校对者。《玉台新咏》除了《玉台新咏序》之外,还有“小序”,即编撰者为诗集中的个别诗篇所加的序言。“小序”乃是考证《玉台新咏》编撰人的重要“内证”。

文史互证视域下晚清驻藏大臣的咏藏诗探析

清代中央王朝对西藏的统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往来频繁,良好密切的民族关系促进了咏藏诗的繁荣。驻藏大臣作为清廷派往西藏的“最高行政长官”,长年累月驻扎在西藏,切身感受着西藏的山川美景、风土人情。晚清时期的瑞元、斌良、有泰、联豫等驻藏大臣将边地风情写进了自己的汉文诗歌里,一方面其文学创作完善了中国文学的地理版图,另一方面其咏藏诗又是晚清社会历史的反映,对研究晚清西藏多元主体的互动、多民族的交流等具有存史、补史的作用。

独幅图与连环画——“图咏本”与“全图本”聊斋“女性篇”插图比较

在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的研究中,学界对绘本插图的研究较为薄弱,对独幅图到连环画性质的多幅图的流变关注不够。在不同版本插图的具体比较方法上,大多为多对多或一对一的比较,缺少一对多的比较。比较“图咏本”独幅与“全图本”多幅《聊斋志异》“女性篇”插图,可以发现,在相同图像主题的呈现上体现出它们对情节律的共同追求。在相同图像主题的不同细节处理中存在“全图本”插图对文本的逃逸现象,“图咏本”与“全图本”插图在构图风格上呈现出文人画与风俗画、简朴与繁华、保守性与灵活性的对比。两个版本插图对不同图像主题的取舍反映了它们的雅俗差异,“图咏本”插图强调情节性,对小说的诠释性强,风格偏雅,适合公共性阅读;“全图本”插图喜艳情,崇尚家庭日常生活与民俗表现,观赏性与娱乐性强,风格偏俗,适合私密性阅读。

赵长卿咏梅词书写探究及情感辨析

宋人尤爱梅花,多有吟咏篇章,南宋宗室词人赵长卿有36首咏梅词传世。赵长卿的咏梅词内容丰富、书写生动,他赏梅、颂梅、忆梅,其咏梅词描绘了一幅幅工笔梅花图,不仅鲜活生动,而且情真意切。其表现手法多元化,在对比中突出梅花与其他花卉的不同之处,将自我情感投射在梅花之上,情景交融,情感抒发浓烈深沉,有年华逝去的追念,有羁旅飘零的伤感,还有功业未就的慨叹。

《咏廿四气诗》中冬季六首节气诗评析

元稹的《咏廿四气诗》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独树一帜,既是少有的直接咏叹节气的诗作,又是成体系、完整的二十四节气组诗。因此,其对于二十四节气文化的传承和关照中唐时期时代背景具有特殊价值。基于此,本文从文学的角度研究二十四节气,通过将《咏廿四气诗》冬季六首与元稹其他冬节气诗进行对比分析,突出和归纳组诗的特点,从而进一步剖析中唐诗坛独特的文化内涵。

《全清词·雍乾卷》咏剧词剧目探究

《全清词·雍乾卷》收录了雍乾时期的许多咏剧词,这些词作为文人戏曲批评的有效手段,不仅投射出这一时期禁戏毁戏严重、文字狱盛行等戏曲生态,而且也体现出戏曲文人“借戏存史”“情归于礼”的创作审美风尚。不同于顺康时期,这一时期的咏剧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一方面词作主旨皆有关教化,另一方面词人在作词之时精于考据。

南京图书馆藏清刻孤本《花历百咏》考论

清刻本《花历百咏》并未失传,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海内孤本。南图本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能够订正此书和刻本的许多讹误。此外,南图本保留了被和刻本删除的六篇序跋,考察这些序跋,对了解作者翁长祚其人交游、《花历百咏》的成书过程及刊刻动机具有重要意义。南图本系由泽存书库主人陈群采购于民间,但并未受到重视。此书为闽人翁长祚仅存于世的别集,对于了解清代闽地物产、气候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应当得到更多的研究。

论徐渭诗画题咏中本色传“真”的思想

徐渭于艺文无所不精,因崇尚本色而追求真情、真意、真我的表达,开启了晚明重情任真文艺思潮的先声。他提出的“贱相色,贵本色”主张,既是戏曲批评的准则,也是诗歌与绘画创作的纲领。徐渭的诗画题咏表现杂花、美人、山水和“四君子”等多种题材,借吟诗作画展现真情,尤喜反映世俗香艳之情。他提倡“率”性,脱去“雕”饰以写意传真,尤其注意对物象之“影”的刻画与动态描写。诗画创作与品题是徐渭传达个性化人生体验的媒介,他将王学对自心自性的肯定与庄禅思想结合,在笔墨游戏中寻求精神解脱。抒写真情、绘写真意、表现真我,最终达到自适通神的境界,是徐渭诗画题咏的要旨所在。

论元人冯子振、释明本《梅花百咏》唱和的多重影响

元人冯子振、释明本的《梅花百咏》唱和是酬唱诗学的典型事件和重要文本,产生了多重影响:确立了后世《梅花百咏》基本体制,推动了《梅花百咏》组诗创作的繁荣,甚至催生出以《梅花百咏》试才的现象;《梅花百咏》的同题共作为方内与方外、湖湘与两浙、布衣与士大夫等不同阶层诗人的交流提供了媒介和桥梁;冯子振、释明本《梅花百咏》及其拟作跨越了艺术门类和国界限制,与书法、绘画甚至碑刻艺术产生了交互,在日本汉诗圈中亦有一定反响。

元代咏闲图发微——基于画跋文献的考察

文人咏闲图的创作在元代空前繁盛,图中作为点景人物的幽读文士形象承载了士人们修身洁行的人生志趣。咏闲图中的诗文长跋发挥着延伸画意的文体功能,将其与画作本身进行互读,有助于领略当时文士追求闲隐的普遍心态,体味他们悠游山林、超越物累的人生境界。此外,这些题跋文本也与图画内容共同构筑了闲居意象所包含的审美价值与文化精神。

陶渊明《咏荆轲》叙事论

荆轲刺秦事在史书中多有记载,陶渊明《咏荆轲》一诗通过燕丹、荆轲和陶渊明自己三个叙事视角,采用大篇幅叙述送别和赴秦场景的叙事结构,展现了事件主角荆轲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激昂悲壮的形象,也蕴含了陶渊明挣扎于仕隐之间的矛盾心态与情感纠结。

从清末民初茶花女诗咏返观《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的本土化

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印行后,激发起清末以至民初读者高昂的吟咏兴致。译本中随处散落的本土意象,是催动清末民初读者开启本土化接受心理机制的重要引导因素。与读者接受过程本土化相对应的是译本生成过程的本土化:对《巴黎茶花女遗事》而言,一是名词翻译时含义的不对等,使译词本土意蕴突显,本土化由此开启;二是对中国文学资源的吸收,使译文在文学表现形式上进一步与本土文学对接;三是译者介入式翻译方式,以一种由内而外的归化力量,构成译本本土化的根本性因素。

中国古代的咏梅诗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都喜欢咏梅。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已出现“梅”,南朝时期开始出现大量咏梅诗,其中亦不乏堪称惊艳的千古名篇。通过品读南朝、唐、宋、元、明、清的部分咏梅佳作,能够感受不同诗人的不同心境,体味不同诗人笔下的梅的品格。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