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乾嘉三大史学家咏史诗的异同

作为乾嘉时期最负盛名的三大史学家,赵翼、王鸣盛、钱大昕创作了较多优秀咏史诗。这些诗颂扬了抗击侵略的英雄,对封建道德、社会陋习、封建帝王等均有批判,体现了史学家疑古求新、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三人的咏史诗用事贴切、见解新颖、议论精当,是乾嘉咏史诗大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人之中,赵翼思想通达,其咏史诗常把不同时期具有相同性质的人、事放在一起铺排论证,增强了论证说服力;王鸣盛部分咏史诗写景如画、色彩绚丽、含蓄典雅;作为精通蒙古语言的元史学者,钱大昕一些咏史诗可补元史之不足,但诗意较为晦涩,影响了传播。另外,钱氏少数咏史诗自注太多,虽有助于对诗意的诠释,但破坏了诗歌形式之美。

例谈咏史诗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史学大师陈寅恪提出的“史诗互证”历史研究方法影响广泛。史学和文学是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的学科。高中历史课堂中适当引用“咏史诗”辅助课堂教学,能有效提升课堂效果和教学魅力。本文以例谈的形式探索咏史诗在高中教学中的运用实践,并对咏史诗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所遵循的原则进行了探讨。

越南后黎朝邓鸣谦咏史诗对中国咏史诗传统的继承

邓鸣谦《越鉴咏史诗集》是越南文学史上第一部专门吟咏越南历史人物的咏史诗集,并享有崇高的地位。从中越文学交流的角度来看,邓鸣谦咏史诗深受中国咏史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儒家立场评价历史人物,二是娴熟运用汉文典故,三是继承班固“质木无文”的咏史传统。他开创了用汉文七绝诗吟咏越南历史人物的先河,他的作品对越南后世汉文咏史诗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唐代对项羽形象的接受——以咏史诗为例

唐代是项羽接受史上的重要时期,唐代诗人对项羽形象的接受又是项羽接受史中的重要内容,其接受多以诗歌为载体进行。唐代诗人笔下的项羽形象鲜明而多变,他时而为西楚霸王,时而为落魄之徒,时而为柔情男儿。唐代诗人不仅以诗歌叙述项羽的相关事迹,还在此基础上大发议论,抒发个人情感,创作出一批以项羽为主题的咏史诗,数量可观。与其他朝代相比,唐代咏史诗对项羽形象的接受明显呈现出诗体创新、包容的态度和偏重宏观叙述等特点。以咏史诗为切入点考察项羽形象在唐代的接受,既有一定的针对性,也能够体现唐代在项羽接受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明代云南诗人张含咏史诗的内涵及审美特征探析

明代云南诗人张含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一生虽未中进士,放弃仕途后却凭借自己的诗作成为嘉靖时期云南文坛的翘楚,具有“海内诗翁”的盛誉,创作诗歌类型多样,其中咏史诗在他的诗歌中占有一定比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对张含咏史诗进行分析,探讨其内涵及审美特征。他的咏史诗创作与当时明代的社会背景、出身名门的家庭环境以及个人的交游经历密切相关。在这类诗作中,他借古事古迹显史识,通过咏说历史人物与历史古迹,希望国家吸取教训,体现出他作为一名儒生的济世情怀;借历史人物以寓己,叹惋自己失意的人生。此外,张含的咏史诗具有独特的史论特征,运用“儒家思想”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评判,力求史论的公平公正;借咏史表达超然的心态,抒发自己的隐士思想;诗歌反映民生疾苦,融入了人文关怀,表现出沉郁悲凉的风格特征,无论在内容还是艺术追求上多得杜甫之精神。他的咏史诗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时代意义。

晚清贵州诗人陈钟祥栈道咏史诗论略

陈钟祥是晚清时期贵州的著名学者和诗人,他著述极丰,尤善诗词。道光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夏,陈钟祥往返于秦蜀古道的云栈之间,对所见所闻多有题咏,集中收录在《依隐斋诗钞》卷四《蜀游草》中。这些诗歌或咏怀古迹,或咏怀古人,或咏怀师友,内容颇丰,题材广泛,讲求格律,对仗工整,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曾得到龚自珍、莫友芝、任可澄等学者的称赞。本文对《蜀游草》中的咏史诗进行分析,以期对学界的深入研究有所帮助。

论左思《咏史诗》对古诗的接受

从套语、结构来看,左思《咏史诗》有意继承了汉魏时代古诗的风格与技巧。在原型的层面,《咏史诗》创立的五言诗中的“寒士”原型,是对《十九首》“游士”原型的窄化与发展。在晋代,拟古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诗歌写作的抒情策略。拟作类的诗歌写作化身为接受与创作兼具的抒情表演事件,具有了仪式性品质。诗人通过拟写活动建立与文学经典的互文性,在文本的对话中建构与现实有疏离感的文化空间,获得诗歌的美感与意义。诗人以拟作的形式对古诗风格的延续,是这一抒情策略的生动演示。左思未囿于风格化的抒情策略,从文学原型上完成了对古诗抒情范式的接受和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古诗歌运动以“形式范导抒情”为要旨的律化运动中的大家。

用典与原型:从楚辞到左思《咏史诗》的诗史演进

借助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诗学的原型范畴理论,基于文本细读,梳理从楚辞体至左思《咏史诗》的用典技巧和对士的原型建构。提出屈原依循类比思维、借助排比式用典、形成文学原型和认知原型并纳入古今对比的诗歌结构,以此作为情志的表现和人格的典范,并支撑修养操守和政治批判的功能。左思《咏史诗》在对楚辞体组诗用典技巧的接受基础上,建立了咏史诗体以结构养深情的用典美学品格。在楚辞的贤才与贞臣、两汉拟骚体诗的君子以及《古诗十九首》的游士的基础上,发展出寒士的原型范畴。认知原型的诗学表达促进了文学美感的发生,奠定了五言诗咏史诗体的基本美学结构。

汉魏六朝咏史诗对《史记》人物意象的拓展

《史记》对汉魏六朝诗歌最直接最显明的影响即体现在咏史类诗歌题材上。汉魏六朝咏史之作,无论是侧重人、事重现的传体咏史,还是借理抒情的论体咏史,亦或是吊往伤今的怀古咏史,都在取材《史记》的过程中,通过古今时空的连接,拓展了《史记》人物意象的精神内蕴,并增加了诗歌自身的抒情厚度。

元好问咏史诗的得与失

在金元丧乱之际,元好问从现实角度出发,其咏史诗不仅表达了乱世中对正统的维护,更着力兼顾咏史诗的诗歌性。虽然元好问的咏史诗在议论的深度方面并未能尽善尽美,但是总体而言有得有失,其咏史诗歌仍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建安咏史诗研究

咏史诗发展到建安时期,作家、作品以及诗歌艺术成就都取得了很大进步,对咏史诗发展成熟也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题材内蕴较前代,有很大扩充,涉及人生主题、政治主题、隐逸主题等题材的书写。叙述技巧也变得多样化,不再只是叙述史实,出现了夹叙夹议,以议论,比兴发端等表达技巧,这对阮籍、左思咏史、咏怀诗创作有很大影响。此时的咏史诗风格还较为单薄,古朴诗风仍占主导,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审美尚悲,风格悲壮苍凉。总之,建安咏史诗是咏史诗歌发展史的重要一环。

论咏史诗的寄托

从诗人对历史的切入点和对史料、史实的运用区分，咏史诗存在着传体咏史、论体咏史、比体咏史三类。而只有意含寄托的作品才称得上是比体咏史诗。咏史诗的寄托是诗人相对游离于史料，使史料成为作者寄托情志的工具才得以实现的。意含寄托的咏史诗在审美价值上要高于其他两类的咏史诗，在诗评史上也受到历代诗评家的推崇。

论胡曾的咏史诗

在群星灿烂的唐代诗苑,胡曾以别具一格的《咏史诗》而跻于唐诗之林。 胡曾,是在自居易新乐府运动影响下出现的通俗诗人。他有《咏史诗》三卷,以“讥讽古人,裨补当代”为创作目的,通俗流畅,格调清新,一直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因而近代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中称颂胡曾是“真正的民间诗人”。这是最公正的评价。它纠正了宋元以来文坛对胡曾《咏史诗》的某种偏见①,恢复了胡曾在唐诗中应有的文学地位。

试论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

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科举考试对历史内容的强化,使士子不得不注重议论、评述历史。中晚唐君主崇尚经史、以史为鉴的思想意识,以及用人所显示的文化导向,形成探讨历史兴亡、论辩古今盛衰的史论风尚。这些都决定了史论体咏史诗的产生。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深刻新警,善于翻案,和此时期注重新变疑古的史学思想有关。

清代女作家咏史诗创作考论

咏史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重要的一类。清代女作家咏史诗创作已然普遍化、群体化,达到了全面成熟繁荣、作者众多、体裁多样、见解精到的境况,这是女性文学创作走向自觉,甚至独立的重要一步。清代女作家在咏史诗创作中表达了她们的时代才名焦虑,渴望扬名显姓,流芳青史,彰显了女性自觉意识的觉醒。

杜牧咏史诗中的女性观照浅议

杜牧的《赤壁》等咏史诗的翻案语往往以女性为议论的出发点,他咏史诗很多都与女子有关。这是由于杜牧个人生活放荡不羁,大量创作与女性有关的诗,形成了思维定势,给他的咏史诗提供了女性观照视角。文人有以女性为衬托增加诗歌情趣之传统,这也影响了杜牧的咏史诗。

试论中晚唐咏史诗繁盛的历史文化原因

中晚唐咏史诗的繁盛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科举考试中历史内容的强化、统治者注重经史的尚学意识及其用人所显示的文化导向,使中晚唐的文人不得不注重以经史为核心的历史性知识的学习,这样,遂使重史尚学之风兴起。在人格范式上,文人自然也就由初盛唐的辞赋型才子转换为学者型、知识型的士人,以历史学识相标尚,形成了普遍的咏史社会风尚。

论班固的《咏史诗》与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成熟问题──兼评当代五言诗研究中流行的一种错误观点

关于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时代问题，几十年来在文学史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已成定论．本文对这种观点的依据重新考察辩析，提出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应在东汉初年．当代研究者多引钟嵘《诗品序》中一段话为主论依据．其实钟嵘并没有文人五言诗到班固时代而不成熟的看法，他说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是他对班固诗风的批评，并不涉及五言诗是否成熟的问题．班固的《咏史诗》从用的、内容表现、体裁方面看实际已很熟练．其写的“质本无文”，与他的文学观念有关．本文认为．要探讨汉代文人五言诗成熟问题关键在于弄清西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情况．

罗惇衍《集义轩咏史诗钞》论略

《集义轩咏史诗钞》是一部通代编年咏史诗集,可谓清代七律咏史之首。诗集着重吟咏了在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经术理学等方面有特殊表现和突出成就的历史人物,然有几类人物却未涉及,究其原因,皆是与"义"字有关,充分体现其"取足示劝惩者托诸吟咏"的创作主旨。诗集注释体例特点突出,笺注为自注,以训诂形式注释词和短语,实质所注为相关的典故本事,有补诗和补史之功。

“以易释史”——邵雍咏史诗的一大特征

邵雍是文学家、史学家、易学家,他的咏史诗则是他文史哲研究领域交叉的产物,他的咏史诗表现出了“以易释史”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履霜冰至”与“否极泰来”的思想,“恩患防豫”与“知几如神”的思想,“顺动致豫”与“吉凶由人”的思想和“各行其位”与“时行时止”的思想等四个方面。这是研究他的思想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