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咸头岭遗址的发掘及其意义

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咸头岭遗址已经过了三次发掘,并由此提出了"咸头岭文化"的认识。但其年代、分期和文化源流等问题还存在许多不同的认识。特别是像咸头岭这样的沙丘遗址,在发掘时经常发生探方的坍塌,很难保证遗物出土层位的准确性,不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2004和2006年的发掘,考古队发明了一整套铺板、留边、切边、喷水、划线、配胶、喷胶和补洞等的"固沙发掘法",解决了塌方的问题,完整而准确地提取了层位清楚的遗物,并据此把咸头岭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分为三期五段,为珠江三角洲地区7000-6000年间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树立了年代学和文化变迁的标尺。上述成果虽然在过去的发掘简报中已经发表(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等:《广东深圳市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7年7期),但此次发表的内容更为清晰和详尽。其实,新近的发掘还有一项重要的发现值得一提,这就是在第8层下第9层上发现了一层厚5厘米左右的红烧土面(见上引文)。由于沙丘遗址的堆积物一般都是沙层,发掘时对沙层的划分大都是依据沙粒的粗细和颜色,而沙子本身大多应当是自然堆积,本身的流动性也很大,之间没有可以分辨的界面,沙层颜色形成的机制也不清楚,因此即便有了固沙发掘的方法,也很难准确划分出层位,或者说难以找到确凿的证据保证划分出的沙层是可靠的。但由于"红烧土面"的发现,不但在沙丘遗址中发现了人工营建的遗迹,而且也是划分第9和第8层的分界的确凿证据。而对沙丘遗址堆积性状的研究显然也仍然还有进一步开展的必要。

深圳咸头岭遗址新石器时代戳印纹制作方法的模拟实验

咸头岭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者的创新没有止于田野发掘技术和方法,在对遗物的研究中还开展了实验考古学的研究,对于遗址出土的颇具特色的印纹陶纹饰进行了模拟实验。该实验从模拟制作初级工具——石器开始,到制作竹质的施纹工具——戳子,再到寻找泥料并依照出土陶器的纹样完成模拟的戳印纹,实验目的明确,设计思路清晰,实验资料的记录准确而完整。实验还考虑了复制工具和器物的原料在遗址周围的方便获得性以及与遗址出土遗存的相关性,这也是一项严密的实验考古所必须注意的事项。不足之处就是实验中还使用了遗址出土的石器(锛、砺石、砧等),这是实验考古的规则一般不允许的,一来是会损坏出土的遗物,二来也失去了使用复制品进行实验后,进一步对复制石器刃口进行显微观察以获得其他信息的机会。咸头岭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者站在学科前沿,对一个遗址的发掘方法有所创新,对出土遗物进行深入研究,正是今后中国考古发展的方向,相信他们今后还会有新的创获。

珠江三角洲地区沙丘遗址地层的划分:以咸头岭遗址为例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沙丘遗址,因为堆积结构比较松散而使发掘中一些露出的沙层不稳定,很容易造成不同层位遗存的混乱。但是,这些沙丘遗址的文化层是客观存在的,本来在气候十分湿润、地表植被非常茂密的环境下也是比较稳定的,而后人发掘或人工取沙挖坑是造成层位混乱的主要原因。所以,稳固在发掘中露出来的沙层,是沙丘遗址发掘的关键。只要发掘中露出的沙层稳固住了,再运用一些层位判别的方法,沙丘遗址的文化层是可以划分清楚的。从陶器的类型学研究、系列的测年数据以及与蚝岗遗址的对比来看,都可以证明咸头岭遗址所划分的地层是可信的。

深圳咸头岭遗址的生态环境与人们的谋生方式

本文以深圳咸头岭遗址五次发掘的考古材料和地方文献为基础,借助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文化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实地考察的资料和体会,复原遗址的生态环境为大西洋末期演替为顶极群落的'沙堤—潟湖生境'。并以文化遗存乃人们有效地适应生态环境的创造物为思路,复原遗址居民的谋生手段和谋生方式。提出:遗址的文化性质乃定居营地;人群亲缘关系以及'人地关系'是稳定的;在构建'食物网'的基础上,科学复原诸多谋生手段;由于野外食物资源充裕和季节性波动小并易于攫取,人们的占有欲极弱,社会乃以血缘队群为社会组织、人人平等的狩猎—采集社会;但在咸头岭遗址新石器时代第一期之时,多数谋生手段是个体化的,合作与协作极少;咸头岭遗址新石器时代第二期和第三期之时,协作性劳作增多,'社会分工'可能出现,血缘队群的规模扩大,权威人物逐渐明确。

广东深圳市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

一、遗址概况 咸头岭遗址位于深圳市东南部大鹏街道办事处咸头岭村，面积近30000平方米（图一）。该遗址是1981年在考古普查中发现的，深圳市博物馆于1985、1989、1997和2004年在遗址的东南部、中部和北部进行过四次发掘。2006年2～4月，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和深圳市博物馆又在遗址西北部进行了第五次发掘。前后五次发掘的总面积近2300平方米。